与中共理论上的差别，正如梁漱溟自己所认识到的那样，主要是因为对中国前途看法之不同。而对中国前途看法的不同，当然由于对中国老社会认识不同，从而对近百年所起变化的了解不同，从而对前途估计不同。所以从谈未来问题，就追溯到过去的历史文化。梁漱溟总执持两句话：
中国老社会有其特殊构造，与欧洲中古或近代社会均非同物。中国革命是从外面引发的，不是内部自发的；此其特殊性即由老社会之特殊构造来。
对于梁漱溟的这个理论，毛泽东大致予以承认，不过毛泽东更强调中国社会亦还有其一般性，中国问题亦还有其一般性。于是在辩论中批评梁漱溟太重视其特殊性而忽视其一般性。而梁漱溟听到这里总是要反驳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其特殊之处；你太重视其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怎么可行呢？
因而，梁和毛——当代中国的孔夫子和马克思——的对话并不可能真正达成共识，至多是互有启发，各人仍按各人的理想奋斗下去。
梁漱溟与毛泽东的谈话也并不是只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也有比较轻松的话题。梁漱溟问毛泽东：我听说共产党常要检讨自己，批评自己，今愿请问：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是否亦可说给我们外边人听听？毛泽东闻言笑着道：你且说一说看。
于是梁漱溟说，假如容我说的话，则国共分裂，十年苦斗，即中共政治路线错误之最大表现。
一、十年苦斗果是必要的吗？国共两党如其在中国社会内是截然分开自始不相容的两种势力，则此苦斗无人能指为不必要，但明明不然。在十年以前共产党曾举皆加入国民党；在今日又宣言信奉三民主义而能合作。往者国民党既借共产党而得到北伐胜利，共产党实亦借国民党而发展起来。如是，十年苦斗之必要甚觉难言，而怕是一种错误。
二、分裂虽出于国民党清共，但共产党若轻轻以国民党背叛革命来自解，则似乎笑话。共产党之所为，实不认识中国革命的本质，过分估计中国的阶级问题，滥用其破坏斗争的手段，全不适合当时的要求，而为大势所不容。在全国之中，除小小红区外，反共者占绝对优势，并非单在南京，并非单是国民党。在此十年之中，共产党殆仅仅依靠军事来挣党的生命，而在政治上则是失败的。试以前后事实证之最可见。在前如北伐时，国民党军事力量甚弱，然以其适合于当时政治上的要求，有其政治上的成功之故，遂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十年来，国民党不能尽其革命任务，大失人望；若果共产党所采政治路线是对的，是适合时事需要的，正可乘机而起，亦不难如北伐前例。而卒乃不餍人心之国民党得到全国支持以压迫共产党，共产党几于消灭，则政治路线错误岂不甚明。又如今日，以濒于消灭之共产党，一年来转变其政治路线，放弃对内斗争，要求团结抗日，尤以西安事变所表见者为最好，遂得全国同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优劣异势，荣枯顿转，全属政治策略之成功，曾未耗一兵一卒之力。
1938年初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谈话
对于梁漱溟的这些说法，毛泽东似乎大体同意，并未予以反驳。而对国共第一次合作最终走上分裂的原因，以及第二次合作的前景，毛泽东有自己的分析。他认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之所以最终走上分裂，大致分为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国际方面看，那时各帝国主义国家虽彼此有矛盾，但他们都不希望中国被赤化，因此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能够统一起来分化中国内部，造成国共分裂。到今日，国际上的情况与1927年时的情况相反。现在国际上虽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苏一边，但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如日本对华侵略，固然利于中国内部的分裂，而行动则正好促使中国内部团结起来。国际反侵略一边，也不愿见到中国再有内战，因此处处助成中国的团结。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对梁漱溟说，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
至于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共不是已经有了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中共参加到中央政府去，中共亦可以参加。国民党如不邀，中共亦不强求。即使国民党来邀，而中共亦待考虑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形势有所不便时，中共仍然可以不参加。但从长远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就少不了参与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