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表示，单为抗日而团结，诚不免一时之手段。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面的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面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影响眼前抗日大局？所以毛泽东表示，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
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谨慎表示同情，认为这种顾虑也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
对梁漱溟的说法，毛泽东表示赞同，但同时指出，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由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前后不过六个月，又吵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有所不便。假若国民党或其他方面愿为此进行根本商讨，毛泽东表示，那中共当然欢迎之至。
毛泽东又对梁漱溟说：中共现在正请得国民党同意，两党起草共同纲领。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康泽等四人，共产党的陈绍禹、周恩来等四人，正在武汉接受蒋介石的指导进行起草。毛泽东认为，国共两党正在起草的共同纲领和梁漱溟所说国是国策亦甚相近，因此他建议，假若由两党的共同纲领扩而为全国的，由侧重眼前抗战的进而包括建设新中国的，那显然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所以毛泽东郑重建议梁漱溟不妨赶回武汉去推动推动。
在历次谈话中，毛泽东一再对梁漱溟说，中国现在已是团结，但仍须求得进一步的团结。梁漱溟便说，你想进一步的团结，除了国是国策这办法还有什么办法呢？梁漱溟又问毛泽东，并问张闻天，假如国是国策定下来，则党派问题即将得一根本转变，是不是？毛泽东、张闻天都答复是的，那样全国将可以成为一个联合的大党。
关于党派问题，梁漱溟从来认定中国社会形势散漫，各党说不上有什么截然不同的社会基础，而从中国问题看去，恰又有其共同任务。因此，“绝不相容”只是人们的错误，而非形势所必至；大家合拢来，乃是问题所需要，而形势甚有其可能。不过解决党派问题的主张，在当时梁漱溟胸中尚未具体化，所以亦未与毛泽东等人就此深谈，只是点到为止，交换意见而已。
所谓意见的交换，除团结统一问题外，还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关于那时时局的。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中国政府节节败退，眼见得崩溃之象，国人当然不免悲观。毛泽东从国际方面、敌方、我方三下分析给梁漱溟听，转换包括梁漱溟在内的国人的悲观见解。
再一种就是关于中国前途的了。梁漱溟对于中国前途一向有自己的见解主张。他要求确定国是国策，其意正在要认清民族的前途，而把握着自己前途去走。而中共一面既有其世界前途的理想，一面又有其独具之历史眼光，当然对于中国前途有着自己的见解主张。梁漱溟有一套，中共更有一套。所以他们在延安的窑洞里秉烛深谈，通宵达旦，谈之不尽的就在于此。
关于这一问题，彼此所见就不同了。假如共产党是“三段论”，那么，梁漱溟便可说为“一段论”。共产党的三段论就是在抗战中实现民主；由于民主进步，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末了进步到共产。而梁漱溟认为中国政治上趋于民主化和经济上趋于社会化是同时的，其前进是同时前进，互相推动着前进，相携并进，以抵于成。因为分不开，所以共产党的前两段，在梁漱溟那里就是一段。又因为梁漱溟只信社会主义，而不大相信共产主义，又少却共产党的第三段，于是梁漱溟便成“一段论”了。
梁漱溟素来认为，中国政治问题必与经济问题并时解决，中国经济上之生产问题必与其分配问题并时解决。求中国国家之新生命必于其农村求之，必农村有新生命，而后中国国家乃有新生命。于是他多年来致力于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