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的解释固然有其道理和立论的基础，但毛泽东和他一样，都是有着自己思想体系的人，所以毛泽东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梁漱溟说服。毛泽东对梁漱溟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忽略中国社会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相似性的一面，即一般性。
梁漱溟当即答道：一个人都有他的一般性，如他是个成年人，你只说他是个成年人，没有点出他的特殊性，如他是个学问家，就等于没有说一样。所以，你如果不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之处，就等于没有说一样。他认为毛泽东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
很显然，这种各自坚持自己见解的争论，不可能有什么结果，谁也不可能说服谁。
这样说，并不是强调梁、毛二人没有一致的地方。在谈到中国的统一及步骤时，梁漱溟素来迫切地要求统一，但他又绝对不承认有武力统一中国的可能。他相信只有在国人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得到国家统一，不可能依靠外部的力量以成功，只能从内部奠定永久统一的基础。这一信念，被抗战前后的事实证明了。在抗战上中国表现了从来未有的统一。然而这是不是从一个武力中心向四外发展，征服全国的结果呢？谁都可以看见没有这事。反之，谁都看见是全国各方甘心情愿来拥护一个中心，而中央亦开诚接纳的结果。
但是正如梁漱溟清醒意识到的那样，这个统一明明是外来的。只为暴敌愈逼愈紧，使不同的中国人感受到同一威胁，眼光不容旁视，心念自然集中，不期而造成全国人意志的统一。由意志统一于对外，而国家内部统一了。这全为暴敌之所赐，其势不可久恃。中国人必须乘此时机，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
怎样才能从内部自己奠立永久之统一呢？在梁漱溟看来，这并不难做到。只从本身“如何建设新中国”大题目上，能集中全国人意志而统一之，当然就行了。
基于这样一种期待，梁漱溟去延安考察中共的转变，同时亦是测探统一前途的消息。他既见中共正在转变中，因而进一步提出这一问题，询问于中共负责人毛泽东。他说：以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毛泽东爽快地表示自己完全同意。
梁漱溟又问：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
毛泽东坦然答道：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做。
听了毛泽东的介绍，梁漱溟表示自己对此也没有疑问，不过他却期望在今日中华民族对外时，也不要忘记忽略中国社会改造之事。为此，梁漱溟提出两个重要理由：
一则必团结而后能抗战，团结不力则抗战不力。但如今日的团结明明植基甚浅，几乎是一时手段，甚感不够。完成社会改造为中华民族自身基本问题，必在此问题上彻底打通，彼此一致，团结才是真的。否则，隐略不谈，必生后患。
二则抗战必求与国，而中国的友邦一面有资本主义的英美，一面有共产主义的苏联，若中国自己国策未定，恐难交得上朋友。中国要决定自己要走的路，并坦然以示友邦，不招猜忌，不启觊觎。胸中无主，外交无成。中国必须认定自己的前途，而把握自己前途走去，才能打开在国际环境中的局面。
对于梁漱溟的这些分析，毛泽东认为很对。于是梁漱溟接着提出所谓国是国策问题，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以及达于实现理想目标的路线步骤如何确定。显而易见，梁漱溟希望共产党放弃其根本目标追求，而和国民党一道在建国问题上达成共识，采取一致的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