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毛泽东约梁漱溟见面谈话。谈话之始，毛泽东就将自己的摘录拿给梁漱溟看。梁漱溟一方面很佩服毛的勤奋和用心，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毛泽东并未潜心研读自己的著作略有不快。因为在梁漱溟看来，毛泽东指挥中共千军万马，是延安最忙的人，仅仅一天时间，如何能将他这部巨著读完，更不要说仔细琢磨，认真体会了。
梁漱溟内心的不快并没有表现在脸上，而毛泽东则趁着刚刚读过这部著作，便着重谈论这部著作中关注的问题，即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怎样看待中华民族最近和长远的前途。
毛泽东表示，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自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在他看来是对的，但总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革命，而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已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接着，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这三大法宝进行了分析介绍，并格外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最核心问题。
很显然，毛泽东与梁漱溟分别持有各自不同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毛泽东看懂了梁漱溟著作的大意，也知道梁著的重心之所在，所以他不能赞成梁漱溟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观念。同理，梁漱溟在这部著作中营造的“职业分途，伦理本位”理论体系，其暗含的目标就是不承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鲜明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所以主张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不是靠社会分化和阶级斗争去实现，而是应该走上合作共赢的道路。
基于不同的话语体系和政治信念，梁漱溟当然不同意毛泽东的分析，不能同意阶级斗争的观点。他向毛泽东介绍说，他素来的口号是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历史的遗留，如果不能认识老中国，就无法找到中国问题的症结，也就不能建设新中国。而老中国与欧美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缺乏固定成形的阶级。在欧洲中古社会中，地主兼领主为一个阶级，农民为一个阶级；在进入近代社会后，又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立鲜明，贵贱悬殊。但是这种阶级对抗在老中国不明不强，中国的中古社会虽然也有贫富贵贱之分，但上下流转相通，阶级流动、交流、变动较西方大得多，因而不是截然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充分表明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基于这些特点，所以中国社会不是阶级冲突占主导地位，而是具有“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征。在梁漱溟看来，中共在理论层面对中国的老社会根本不认识，从而对中国近百年来的变化亦不能正确理解，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就不可避免有估量上的错误。
梁漱溟接着解释道：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强调我的自由权，将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与社会分庭对抗。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人自古以来注重的是个人对社会对家庭对家族的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或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这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负责任，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都要知道自己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为家族，为乡党邻里，也为社会，为国家，进而为世界。
所谓职业分途，梁漱溟解释说，这就是强调中国社会自来有不同的社会分工，传统社会有士农工商，现代社会则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各司其职，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谐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