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理论依据是阶级斗争，所以他就将一切关系简约为相冲突的关系；而梁漱溟的论述旨在说明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没有阶级，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存在着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无法形成固定不变的阶级社会。他甚至从消费观念、遗产继承等方面说明西方人多把钱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认为钱是让大家花的，钱多用在消费上。由此，中国社会的构成，只是社会职业分工不同而已。毛泽东对此批注曰：
贫富贵贱就是阶级。
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
毛泽东与梁漱溟都同样认为，近代中国的崩溃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入，但根本的或主要的原因则在中国社会文化本身。这一点，毛泽东和梁漱溟的看法是一致的。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写道：
外界问题（帝国主义）虽是有的，但中国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个人的不健全亦是有的（贫、愚、弱、私），但社会的不健全大过个人的不健全。
要问中国社会为什么竟至崩溃解体呢？我们可以回答；这是近百年世界大交通，西洋人过来，这老文化的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且不断地予以新刺激，所发生的变化而落到的地步。
毛泽东在此批道：
问题在社会崩溃，外患成为障碍。原因在于自身，这是对的。
内部问题大过外界问题；社会问题大过个人问题。
为什么崩溃，由于外力压迫。
崩溃来自中国社会文化固有危机，但这种危机与外患**在一起，这是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共同认识，但接着往下两人的分歧却又出现了。梁漱溟认为：
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别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此其问题的演进，先是这老社会受新环境包围，感觉得有点应付不了，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
所谓问题全在政治者，不是政治不良，政府当局不好那些意思，而是特指没有惟一最高的国权，陷于分裂的局面那一点。这实在是不成政治，或“政治的没有”。
对于梁漱溟的这些论述，毛泽东不甚同意，他的看法是：
所谓失调就是旧制度不合于新环境。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构造本身非常富于妥当性、调和性。中国文化在人类所能有的文化里，其造诣殆已甚高。近代中国的崩溃关键在自身的社会文化失调，在于政治的断裂和分裂，才使中国社会为新环境所包围压迫。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因此他无法同意梁漱溟的判断，而以为：
中国社会组织历久不变原因在他又好（妥当调和性）又高——这是不对的。
从人类社会文化形态的演变看，其历史总是不断进步，一层高于一层，封建社会的农业文化当然高于游牧文化。近代以来东西社会文化的碰撞及其中国的失败，原因绝不是梁漱溟所说的东西方社会文化都高，
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账已结。
按照梁漱溟的设想，东方社会文化面对西方社会文化的刺激与挑战，只需稍稍变化自己以求其适应。具体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或者不变，或变而不断，借此不断之气，就可采取西洋长处，慢慢地求进步。进一步说，中国几十年来的种种运动，实在都是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秩序的过程。
针对梁漱溟反对“革命”的文字，毛泽东当然无法同意，他充满**或者说是充满愤怒地批道：
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不是革命吗？
民族民主革命。不承认此一点，一切皆非。此点从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估计而来。
（要抵制西方侵入，）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是胜于反革命的。
很显然，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同意梁漱溟的一系列看法，是因为他们所依据的理论不同。因此可以想见当他们坐在一起面谈时，将会出现怎样的激烈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