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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社会文化有明显不同，“五四”以来思想界谈论较多的，是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东西方社会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也是构成东西社会与文化差异的主要特征。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认为，西方社会文化是个人本位，他们的人生，无论在法制上、礼俗上，处处形见其自己本位主义，一切从权利观念出发。伦理关系发达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根本相反。那么，这种差异从何而来呢？梁漱溟根据他早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分析，认为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人们生活方式的不同，西洋人始终过的是集团生活，不过从前的集团是宗教教会，后来的集团是民族国家。团体生活必然引申出个人权益和集团利益的关注与追求的问题。而像西洋人从前的宗教，后来的国家，在中国人这里都是没有的。于是，所有这些问题或主义，在中国人那里都是不能了解的。因为中国人根本缺乏集团生活，亦就无从映现出个人问题。这两个极端俱非中国人所有，中国人所有的集团生活与个人生活只是一回事，那就是伦理关系。在梁漱溟看来，集团生活导致个人主义，家庭生活导致伦理关系，这就是东西社会文化的差异。

毛泽东也承认东西方社会文化确有差异，但他不认为生活方式是这种差异的根本所在，也不认为这种差异在中古时期就已出现。在对梁漱溟上述几段话的批注中，毛泽东说：

中国社会与西洋中古社会不同，这是不对的。要有其经济范畴相同，不能只看中国无中古的教会。

伦理关系是上层建筑，他的下层基础是农业经济，西洋中古也有这种伦理关系。

至于梁漱溟刻意强调西方近代社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抬头，是因其集团生活中过强干涉的反动而来，如宗教教会、民族国家等。对此，毛泽东的批注是：

？，否！从资本主义而来。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的经济，是伦理本位的经济：夫妇、父子共财，乃至祖孙兄弟等亦共财。若义庄、义田一切族产等亦为共财之一种。兄弟乃至宗族间有分财之义；亲戚、朋友间有通财之义。以伦理关系言之，自家人兄弟不论亲戚、朋友，在经济上皆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故在昔中国人生计问题上无形有许多保障。由此，梁得出结论是：中国社会，其经济结构隐然有似一种共产。

毛泽东在批注中则说：

地主与农民不共财、不相恤、不互相负责，贫民生计问题绝无保障，仅有残酷的剥削关系存在。

因此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的所谓伦理本位的经济，实质上是一种“封建经济”，所谓“共产”的特征云云，只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剥削关系上的家庭共产主义。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认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特征是但有君臣间、贫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认识国家团体关系。不但整个的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伦理的关系中，抑且其政治目的亦全在维持大家伦理的相安，如何让人人彼此伦理的关系各做到好处是其政治上的理想要求。

对此，毛泽东的批注是：

这种伦理政治之目的不为别的，全为维持封建剥削，不是大家相安，而是使地主阶级相安，大多数人则不安。不是各作到好处，而是统治阶级作到好处，被统治者则作到极不好处。

很显然，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同意梁漱溟的判断，是因为他们所持的理论依据根本不同。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为伦理关系所下的定义是情谊关系，亦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在他看来，这种义务关系铸就了中国人极其高尚的人生观：在情感中皆以对方为主，彼此互以对方为重；一个人似不为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为他人而存在者。这种社会，就是梁漱溟所说的伦理本位的社会。

所谓伦理本位的社会或许不是一个历史判断，而是一个期待，而毛泽东根据自己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批注称：

地主对农民无情谊，并不尊重对方，农民为地主而存在，臣为君、妻为夫而存在，并无所谓地主为农民、君为臣、夫为妻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