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与张闻天等中共领袖的交谈，梁漱溟认为中共在转变中，这个转变不是假的，不是一时策略手段，中共不愿再事内战的情绪很真切，确实愿意放弃对内斗争而团结御侮，其组织性质也正在由先前的阶级性向全民性过渡。但是另一方面，梁漱溟又嫌中共的转变不深刻：因为他们的头脑思想没有变，他们仍以阶级眼光来看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来解决中国问题。换句话说，根本上没有变。似乎只是环境事实要他变，他自己情绪亦在变，而根本认识上所变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的这个感觉和判断是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为中国共产党，就在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社会，以阶级斗争手段求得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深明民族大义，举起民族团结、统一战线的大旗，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一刻也未敢忘记自己所承担的历史性责任，未敢忘记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诚如1949年后梁漱溟所省悟的那样，他此次在延安，自以为对中共有所了解，其实很肤浅，且有偏见，故尔出语不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代表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客观规律。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斗争的武器，永远听命于国民党，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已。可惜，梁漱溟这个觉悟太迟，而在当时，却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进行长时间的争论。
梁漱溟与毛泽东虽为第一次谈话，但他们早年有点“旧缘”。早在梁漱溟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毛泽东就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毛曾在其后来的岳父、亦是梁的同事、哲学系教授杨昌济家里见过梁，只是梁那时已是学术界的知名人物，毛则为一名小青年，梁对毛并没有印象，但毛对梁则印象颇好，似乎是因为梁漱溟在北大教授中地位也不算太高，故而对毛泽东还算比较客气，不似胡适等留学归来的洋教授们那样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这一早年记忆肯定给毛泽东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故而在延安的十几天里，毛泽东愿意从繁忙的时间中与梁漱溟畅谈六次之多，此外还有两次礼节性的见面：一次是毛泽东设宴招待，一次是梁漱溟临走之前，毛泽东前往送行。
毛和梁的六次淡话，差不多都安排在夜间，每次多半很长，至少亦有两个小时，最长者有两次，均为通宵达旦。因为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而白天睡觉，谈话多在晚饭后，不知不觉到了天明。
在谈话时，梁漱溟正襟危坐时居多，而毛则在大纸上如飞写来，随时记录梁漱溟的谈话要点及自己准备的答复。梁漱溟谈完一段，毛泽东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有时毛泽东在室内来回踱步，边走边说；有时又斜倚在床榻上，显得很随和、很自然，从容亲切。所以此番谈话给梁漱溟留下的印象甚好，有逸群绝伦之叹。梁漱溟称毛泽东不落俗套，没有矫饰，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很舒服地结束。
见面之始，梁漱溟将自己的几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近著《乡村建设理论》赠送给毛，请毛指教。毛泽东是一个嗜书如命的人，他在收到梁漱溟的赠书之后连夜通读，并将梁著中的要点，或者自己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
毛泽东的摘录和批注共有一千五百字，主要是针对梁漱溟书中的观点，对东西社会与文化及其异同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