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时，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有奉命视察各地者，如曾琦奉命视察云南，梁漱溟自请视察陕西及河南。不料初到武汉，在参加两次国防参议会后，梁漱溟身体不适，卧病旬日，病愈后于1938年1月1日飞往西安，开始视察工作。
视察西安算是奉命，但梁漱溟的真正目的地实是中共首都延安。因为在梁漱溟看来，他是向来要求社会改造的人，因此始终同情中共改造社会的精神。但他始终认为中共不了解中国社会，只是教条地拿马克思主义等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梁漱溟认定北伐后，中国老社会已经崩溃，只须理清头绪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破坏暴动的必要。不过，他也看到，从抗战前，以至抗战初期，使中国人心里最欣喜的事，是中共在参与筹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宣布放弃对内斗争，于是国家较近于统一。梁漱溟自认，他们这些讲乡村建设的人，最坚决反对的是暴力破坏，而迫切要求建设；但非国家统一，则建设不能谈，故又认统一高于一切。他们既然对此两事具有最大兴趣与最大热心，亦就最易感觉问题或不满足：
第一，对于中共的转变，是真是伪，是深是浅，极考虑之而欲求一个明白。
第二，对于国家的统一，尚有更进一步的要求。
基于这两点需求，于是有陕北之行。
梁漱溟先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又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备车，在外甥邹晓青以及一位黎先生的陪同下，于1月5日乘军用无蓬大卡车沿公路往北出发。这条公路为军用，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等，均不合乎正规公路的标准。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
所谓陕甘宁边区者，据边区代主席张国焘告诉梁漱溟，共辖有二十一个县又半。人口是九十余万，而实只五十余万，即平均一县两万多人。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许多游记笔记，于那里艰苦生活、困难情况，各有记述。然而，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人们的精神气象却是活泼、舒畅的。党组织、政府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梁漱溟对此“愈问愈惊”，由衷地感佩中共在延安的做法是成功的。
在延安，梁漱溟一行参观了政府机关和学校，对边区的民主政制、平等精神、欢乐气氛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据梁漱溟的印象，延安的学校似有六处，即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等。这些学校不同于现代正规教育体制，但却合乎梁漱溟多年来的教育思想，因而被他赞美为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等，在梁漱溟看来，值得欣赏之点甚多。学生吃饭总是吃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人洗过，第二人洗；第二人洗过，第三人洗；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情形，当然说不上卫生二字，然而奇怪的是，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情绪高昂，一般身体并不见差，这就是教育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