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孙毓汶的判断、立场可能都更合乎实际，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是他的做派太大，又不愿将其观点向社会各阶层详细解释，于是引起士大夫的议论甚至攻击。
对于孙毓汶的观点，梁济深表赞同，以为孙毓汶的观点深得中国兵家用兵精髓，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知兵不可轻用。于是正在准备参加会试的梁济不惜耽搁功夫上书言事，支持孙毓汶。
梁济强调，近日兵事蹉跌，由于承平之久，军队长时期不打仗，已经不太适应战争环境，所以，中国要想赢得战争，必须整军经武，必须精选将领，必须严格纪律，真能纠察督责，临阵不跑，这样的军队才有可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然而反观中国军队，当战争不得已在朝鲜开打之后，却一味望风溃退，平壤失守，战争有向中国本土转移的迹象，局势虽然日趋严重，然还不至于彻底颠覆，可是士大夫奔走相告，交头接耳，惊疑变色，人心惶惶，许多有办法的官僚不是用心于战争，争取胜利，而是利用职权，转移家人，转移财产，原本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如此不堪，中国不败，真的是天理不容。
根据这些观察，梁济的思考向更深层递进，他认为这些士大夫之所以未能看破红尘，惊慌失措，主要原因是他们平日里专读滥书，识见迂腐，专享安舒，不悉艰难，故万万不能图大事。于是乎，梁济深刻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体制、教育体制，以为中国要自强，要自立，就必须将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改造，必须将教育体制特别是科举制度彻底改造。
有了这样的认识，还怎能指望梁济用心于举业，继续在科举道路上跋涉呢？所以在第二年的会试中，梁济再度名落孙山，且从此之后，彻底断了科举之念。稍事磋砣，于1898年以四旬之龄踏入仕途，任内阁中书，开始了在中央政府机关抄抄写写的世俗生活。
在梁济之前，梁家几代都是科举正途出身，他们总是在获得进士或举人的功名后踏入仕途。由于梁承光英年早逝，家道中衰，梁济在艰难跋涉至举人后，又经过几次会试不第，再也没有力量和信心、实力去继续拼搏。
梁济在1885年中举时已二十七岁，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老大不小的王老五，再加上他是梁承光留下来的一颗独苗，是梁家中兴的惟一希望，所以他的婚姻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提上议事日程。是年十月，梁济与云南名门之后张春漪结为夫妻。
张家为云南大理翔龙村白族大姓，是汉化了的白族上层。张春漪的祖父张其仁，字静山，1862年进士，历任湖南衡永郴桂兵备道、湖南通省粮储道等，有《静山先生文集》传世。
张其仁有子十三人而成进士者三人，张士铨、张士镳分别为1862年和1880年进士，张士铨官至宣化知府，张士镳官至内阁中书。
张春漪为张士铨的长女，从小受过良好教育，通史书，工翰墨，与梁济同岁，参加过北京第一所女子学校“女子传习所”的创建，并在那里担任教职。但其婚事则由其叔父张士镳帮助选定的。
张士鐮的太太陆嘉年字秀珊，一字祖庚，为前已提及的陆仁恺之女。陆仁恺曾任兵部右侍郎，其太太为梁宝书的长女，即梁济的姑姑。那么这个陆嘉年就是梁宝书的亲外孙女。正是这层姻亲关系，使张士镳比较早就认识梁济，见他勤奋好学，非常喜欢，数年前就把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了梁济。
对于张家的情况，梁家自然满意，不仅是门当户对，更是亲上加亲。只是在议婚之初，梁济担心自己家毕竟只是破落贵族，而张家依然风光，张春漪久宦娇贵，不一定过得惯穷人生活，所以拖了好多年才成婚。
张春漪当然不是梁济所估计的那样娇生惯养，他们婚后第二年冬，大女儿大元出生，不幸四年后夭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