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家道中衰，梁济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不难想象的是，如果他的父亲梁承光不是英年早逝，凭借他的地位、能力、人脉，梁济所接受的教育肯定要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一定会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踏入仕途，步步高升。这是梁济科举道路不顺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由于知识熏陶，特别是“洋务时代”社会风气的深刻影响，梁济和同时代知识分子一样，既然已发现奉行数百年的科举体制可能有着不少问题，所学非所用已成为这个体制无法克服的顽疾，于是他带着一种矛盾的心情，既要听从母命在科举道路上跋涉，又无法真的将精力全部用在举业上，而是密切关注时务，为民忧戚，为国献策，试图像康有为那样在科举道路继续奋斗的同时，也密切注意把握机会和机遇，争取特例便捷地进入仕途。然而，梁济又没有康有为的本事，整天关注时政，而无心于举业，其实也是一种所学非所用，于是梁济的科举道路更加坎坷。
在梁济中举的前一年，中国因越南的归属问题而与法国开战。清廷迅即将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清流党骨干张佩伦会办福建海防，督师闽中，摆出不惜与法国撕破脸皮，决一死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按照清廷的思路行事，进行决战，而是采取偷袭手段争取主动。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突袭福州，在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击沉中国十一艘兵船，并将1866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造的马尾船厂彻底摧毁，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张佩伦仓皇逃跑，不知去向。
中法战争深深吸引了梁济的注意力，他在准备科举考试的同时默察时局，揆度形势，反复辨别，抒写自己对这场战争的看法达数十纸三千余言。
十年后，历史重演。1894年，在经历过1890年春闱会试不第的痛苦历程后，梁济放弃了各种各样的杂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心于准备第二年的春闱会试。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年的国际国内时局又一次深深吸引了梁济的注意力。当是时，远东局势因中国另一属国朝鲜问题而一触即发，中日之间多年来的恩恩怨怨很可能因此而爆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刚刚出山不久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诉依然期待重演十年前的故事，不希望动用军队解决问题，而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预以及中日之间的直接谈判。然而，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却也与十年前一样，各派政治势力虽分为主战、主和两大派，但他们的重心和兴奋点并不在对外战争，而在对内争斗。所以，以翁同稣、文廷式、志锐等人组成的所谓清流党为了内争，一再鼓吹与日本开战、决战，甚至将这些舆论向民间社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散布，以便在关键时候由民间力量向政府施压。
时朝中大臣真正懂得世界大势的有军机大臣孙毓汶，他坚决支持恭亲王、李鸿章的主张，在战前力言战不可恃；在战中，当凤凰、九连城等相继失陷，大局岌岌可危时，力主停战议和；当日本政府和谈代表伊藤博文等在马关向李鸿章蛮横无理提出巨款赔款，割让大片领土时，军机大臣奉旨讨论应付办法时，孙毓汶仍极力主和，并言“战”字不能再提。
《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国内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在主战派的鼓噪下，许多封疆大吏和朝内重臣以及御使台谏纷纷上疏，反对批准和约，主张整军再战，斥责主和非计。李鸿藻、翁同稣等军机大臣乘机主张暂缓批准条约，俄、法、德三国也劝告暂缓换约，独有孙毓汶力主早日批准。稍后，光绪帝甚至意欲废约再战，孙毓汶闻讯后力言再战绝无把握，而和则确有把握，并设法以天津海啸为借口逼迫光绪帝批准和约，词色俱厉，各军机大臣不敢有异词。于是光绪帝批准和约，达成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