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于国家或许不太重要，至少没有到离开他国家就无法运转的程度。但是一个人，不论职务大小，收入多寡，一般说来对于他的家庭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因一人而兴，也往往因一人而衰。梁承光以京官外放，已经具备一定的人事网络，且具有不错的能力，应该会有不错的前程，可惜卒于任所，梁家由此走向衰落。
梁承光去世时，梁济只有九岁，而梁济的祖父梁宝书则年将七十，梁家的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梁家在永宁简单地处理了梁承光的后事，遂由两位太太花钱携灵柩北上，厝柩于北京良乡城外关帝庙。然后隐姓埋名，入京避债，借寓亲戚陆仁恺家。
陆仁恺字澹吾，广西临桂人，1852年进士，时任兵部侍郎。陆仁恺为梁宝书的长女婿，亦即梁承光的姐夫、梁济的姑夫。当梁家遇到这样的不幸时，陆仁恺夫妇别无选择地伸出援助之手。
只是陆仁恺此时虽为兵部侍郎，在大清王朝官僚系统中也算是不小的官，但家中徒添数人，困难可以想见。
梁家数口借住陆宅西厢三间下房，拥挤瑟缩。梁济的两位母亲除了每天侍候老人梁宝书两顿饭外，尽量不花一文钱。
艰难的生活并没有使梁济的两位母亲失去信心，恰恰相反，他们抓紧对梁济的教育，将所有的人生期待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嫡母刘氏直接负责梁济的教育，非常严厉，希望梁济能够像他的父祖辈一样在科举道路上走下去，建功立业，光宗耀祖，重振梁家。刘氏还时常告诫梁济做事不避迂拘，要有同情心和感恩意识，思唤起世道人心，去浇薄而就诚笃，甚至不惜以性命贡献于社会。这一点对梁济人生观形成影响最大，他后来的所有选择都与嫡母刘氏的教诲息息相关。
1869年，梁济一家移居西城高碑胡同。从此开始，十岁的梁济白天在愿学堂跟随表兄陆嘉会学习，晚则归家在刘氏亲督下温课。刘氏每天都将梁济的作业检查一遍，督促一番，孤灯下母子相对，责罚甚严。
沉闷的日子日复一日地度过，梁家因气象未见转机，梁济祖父梁宝书年龄越来越大，益加迟暮，生活的压力对于梁家的孤儿寡母来说实在是难以逾越。为了接济家里的支出，嫡母刘氏毕竟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遂于1875年在家中设帐课徒，前后招收约三十人，以此微薄的收入补贴家用，并作为梁济在愿学堂的费用。
又三年，1878年春，梁济表兄陆嘉会病故。二十岁的梁济遂接替表兄担任愿学堂义塾教师。愿学堂是当时北京一个不算小的学堂，塾中分十斋，各有斋长。梁济负责毓秀斋，每月可得一点补贴。
打工挣钱养家糊口，还不是梁济此时主要任务，他的责任仍然是继续向学，继续准备科举考试，在大关节上为重振梁家作贡献。所以他在愿学堂教书之余，改从表兄刘传祁问举业，在科举道路上继续攀登。
刘传祁字永诗，若论关系，刘家与梁家并不是很近，只是刘传祁夫人韩浣云也算是知识女性，常与梁济嫡母刘氏谈诗酬答，问燠嘘寒，所以两家相互走动，关系也就日益密切。
在刘母的督察及陆嘉会、刘传祁两位表兄先后指点下，梁济的学问有了很大长进，1885年秋应顺天乡试中举，时年二十七岁。然而在随后几次会试中，梁济运气不佳，屡试不第，不得已，只能一边自学，一边工作，期待机会与机遇。他先是开馆授徒，后又入李文田幕。
李文田字仲约，广东顺德人，咸丰九年进士，殿试点为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称探花，历任乡试主考、学政、会试副总裁、礼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也曾入值南书房。
梁济追随李文田时，李文田可能正在担任会试副总裁的职务，所以梁济就随着李文田先后分赴顺天、直隶等地考场视察，识拔和推荐了不少青年才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