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诒孙与梁济是年轻时便非常要好的朋友，且换帖订盟为兄弟。因为交好，后来彼此又做了儿女亲家，彭诒孙的长女彭清绮便是梁济长子梁焕鼐的妻子，也就是梁漱溟的嫂子。梁焕鼐、彭清绮婚后育有二男五女。基于这种特殊关系，彭诒孙的所有新事业和他所致力的社会改良运动，原都有梁济的一份赞助。所以，当彭诒孙创办蒙养学堂时，梁济自然命梁漱溟等前往受业。
蒙养学堂施行男女同班，采用商务印书馆编印的教科书。梁漱溟在这里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比较系统的知识。然而到了1906年7月间，追随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的吴道明、范履祥受命归国，试图与光绪帝取得联系，并且通过收买太监，试图谋杀慈禧太后。不料此事被清廷侦知，吴道明8月8日被逮捕；翌日，范履祥归案。这件事情不管怎么说都不太光彩，于是清廷无意声张，由提督衙门审讯后，递解至天津交给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准备秘密处决了事。
吴道明、范履祥案子由于牵涉到政治高层，处理得非常机密，非亲身经历此事者，即便政治高层也无法获知真实情况。当时新闻界对此事也有传闻，但谁也说不清楚，特别是鉴于案件非常敏感，情节扑朔迷离，新闻界即便有人知道一些真相，也大都噤若寒蝉，不愿过问，担心开罪朝廷，罹不罪之罪。
然而彭诒孙偏不信这个邪，他以为清廷预备立宪的诏书刚刚发布，怎么可能发生这样不经公开审讯，而暖昧的杀人案件？此事果真，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几经郑重考虑，他觉得即便牺牲全部事业，也应该出而揭露此事的真相，以杜绝其将来，维持其人道，以此推动预备立宪的发展。于是派员在京津两地秘密调查，在《中华报》系列报道揭露此案真相。
《中华报》的系列报道引起清廷及袁世凯的不满，袁世凯致电巡警部尚书徐世昌予以查处，巡警部命令外城警厅封报抓人，将《京话日报》和《中华报》报馆查封，将两报主笔杭辛斋、彭诒孙一同课罪，其罪名是“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杭辛斋的处分是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彭诒孙的处分更重，判处流放新疆监禁十年。
彭诒孙充军后，连带所及，蒙养学堂自然关门大吉。梁漱溟又被迫改为在家读书，由梁济联合几家亲戚，请一位奉天刘钠先生任教。不久，梁漱溟又在江苏旅居北京同乡会所办的江苏小学堂上了大约半年时间。
1906年夏，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一口气在那里上了五年半后正式毕业。这算是梁漱溟少年时代最系统、最完整的一段教育经历。
顺天中学堂的创办人为福建人陈璧。陈璧（1852—1928），字玉苍，晚号苏斋，福建闽侯人。1877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等职。陈璧毕生钟情于新教育事业，戊戌变法前就联络乡贤林纾、陈宝琛等在福州创办了一所兼习中西的新式学校“苍霞精舍”，1900年任五城御史时，创办有五城中学堂，据说是北京最早一家新式学堂。1901年升任顺天府府尹，在新政的热潮中继续致力于新教育，奏准开办“首善中学堂”，正式开学后命名为“顺天中学堂”。所以，顺天中学堂虽然不是北京最早成立的新式学堂，但却与最早的新式学堂有着很深的渊源。至于这所学校后来的演变，更是令人吃惊，它既是现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前身，还是河北师范大学的一个重要源头。
顺天中学堂设在地安门外兵将局，其所用的房产由内务部从抄产官房中拨给，政府核定的招生计划为每年四十人，计划外招生二十人，这二十人主要是外省籍京官子弟。顺天中学堂的课程设计以西学为主，洋文总教习王邵廉，字少泉，天津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留学英国，习造船工程，归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数学、英文教习，为严复得意门生和助手。1900年庚子事变后，北洋水师学堂遭到严重破坏，不得已，严复去了上海充当自由撰稿人，而王邵廉去北京投奔陈璧，先任五城中学堂总教习，后参与创办顺天中学堂。
王邵廉这样的人充当顺天中学堂英文总教习，可以看出这所学校的教学程度比较高，而其最初的学生水平则参差不齐，高低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