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差不多是和长老同时进屋的，长老一看见他们，马上就从卧室里走了出来。修道室里，有两位隐修院的司祭比他们先来等候长老，一位是管图书室的神父，另一位是有病的佩西神父，他年纪虽不大，但据说很有学问。此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二十一二岁光景，站在角落里等候，——后来他一直站在那里。他穿着常礼服，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未来的神学者，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受到修道院和修士团的培植。他身材很高，宽阔的脸，气色很好，有一双聪明而专注的、细窄的栗色眼睛。脸上神情毕恭毕敬，但却还得体，并不显得阿谀逢迎。尽管他与走进来的客人身份并不平等，相反地，还是处于从属依赖的地位，但他却并不对他们鞠躬表示欢迎。
一个见习修士和阿辽沙陪着佐西马长老走出来。司祭们站起来，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手指触地，祝福以后，又吻他的手。长老为他们祝福以后，也是深深地对每个人鞠躬，手指触地，并且向他们每人请求为自己祝福。全部的礼节做得一丝不苟，全不像完成日常的礼仪形式，而几乎是带有感情的。但是米乌索夫觉得，这一切都是有意做出来的，含有一种暗示的用意。他站在一同进来的同伴们的最前面。按理说（他甚至昨天晚上就已经仔细想过了），不管他抱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单单为了普通的礼貌（这里的规矩就是这样），他也应该走到长老面前，请求为他祝福，——哪怕不是吻手，至少也要接受祝福。但是现在，看过司祭们这一套鞠躬和吻手以后，他马上变了主意：他一本正经地还了一个很深的、世俗式的鞠躬，就向椅子走去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像猴子般地完全模仿米乌索夫，也这样做了。伊凡·费多罗维奇很郑重、很有礼貌地鞠躬，两手也是放在裤缝上面，卡尔干诺夫却慌张得忘了鞠躬。长老把原准备举起来祝福的手放了下来，又向他们鞠了一次躬，请大家坐下。阿辽沙两颊绯红，他觉得惭愧。他的不好的预感应验了。
长老坐在样式十分古老的红木皮沙发上，请宾客们，除了两位司祭以外，都坐在对面靠墙四把包着已磨得很光的黑皮的红木椅子上，四个人并排坐在一起。司祭坐在两旁，一个在门边，另一个在窗前。宗教学校学生、阿辽沙和见习修士全站着。修道室不很宽绰，有一种灰颓的气氛。家具陈设只有最必需的几件，粗糙而又寒酸。窗台上放着两盆花，一个角落里有许多神像，其中一个是圣母像，画幅极大，大概还是在教派分裂以前好久画成的。圣母像面前点着油灯。油灯旁边另有两个穿鲜艳圣衣的神像，附近放着一些雕刻的天使、瓷蛋，象牙制成的天主教十字架，还有抱着它的Materdolorosa[1]和几幅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的意大利大艺术家的版画。在这些美丽珍贵的版画旁边，还挂了几张极通俗的俄国石印圣徒、殉道者、圣僧等等的像，这种像在任何市集上都可以花几戈比买到。还有几幅俄国现代和以前的主教的石印像，挂在另外几面墙上。米乌索夫很快扫视了一下这一切“老调调”，便用专注的眼光打量起长老来。他很相信自己的眼光，这种弱点无论如何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已经有五十岁了，到了这个年龄，一般富裕而交游广阔的聪明人永远会变得越来越自信，有时甚至是身不由己的。
一开始他不喜欢长老。事实上，长老的脸上也的确有一种不只使米乌索夫，同样也会使别的许多人都不大喜欢的东西。他身材不高，哈腰屈背，两条细腿，只有六十五岁，但是因为闹病，显得苍老得多，至少要老十岁。他干瘦的脸上布满了细皱纹，眼旁尤其多。眼睛不大，眼珠浅色，敏捷，炯炯有神，好像两个发亮的光点。只两鬓上还有几根白发，一撮稀疏的小胡须，做楔子形，时常发出冷笑的嘴唇细薄得像两条线。鼻子并不长，却尖得像鸟鼻一般。
“从一切表征看来，这是一个恶狠的、褊狭而傲慢的灵魂。”米乌索夫在脑海里闪过了这个念头。总之，他感到心情很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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