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不过，诸位，我明白，现在在还没有解释清楚以前，就在你们面前说玩笑话是不合适的。我也应当保持自己的尊严。我完全明白眼前的差别：不管怎么说我在你们面前总是一个犯人，和你们的地位并不平等，你们是奉命监督我的一切的，你们总不能为了格里戈里的事反而抚爱地摸摸我的头，老实说砸破老人们的头也确实是不能不加惩罚的，因为这事你们要把我送交法庭，判我蹲上半年或一年反省院，我不知道你们怎样判，恐怕总不至于剥夺公权，不会剥夺公权吧，检察官？所以，诸位，我是明白这个差别的。……但是你们也要明白，你们用这类‘这一步是在哪里跨的？怎么跨的？什么时候跨的？跨上了什么路？’等等的问话，会把上帝都弄糊涂的。如果这样下去，把我弄糊涂了，你们立刻一把抓住，记录下来，那又会有什么结果呢？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即使我现在胡说起来，也要让我说完，你们诸位既是极有教养、极正直的人，就一定会原谅我的。归根结底，我的请求还是：请你们诸位别再搞那种老一套的审讯办法了吧，就是先从一点小事情，微不足道的事情开始：怎样起床，怎样吃饭，怎样吐痰，然后，‘在麻痹了犯人的注意力以后’，突然用一个惊人的问题弄得他措手不及：‘杀死了谁？抢了谁的钱？’哈，哈，这是你们的老一套，这已成了你们的常规，你们的全部把戏就都在这里面！你们可以用这类把戏麻痹乡下人，却麻痹不了我。我懂这一套，自己也担任过公职，哈，哈，哈！诸位，请别生气，你们会原谅我的狂妄无礼吧？”他大声嚷着，用一种几乎令人惊异的憨厚态度望着他们，“这是米卡·卡拉马佐夫说的话，所以是应该原谅的，因为对聪明的人不该原谅，对米卡是应该原谅的！哈，哈！”
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听着也笑了。检察官虽然不笑，却锐利地、目不转睛地端详着米卡，好像不愿意放过他的一句话、一个字、一点点动作以至脸上神情的一点点细微的变化似的。
“可是我们一开始问您，”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仍旧继续笑着回答说，“就没有用您早上怎样起床、吃什么东西等等的问题来打乱你，甚至一开头就是从极重要的事情上问起的。”
“这我明白，早就明白而且十分珍视，尤其珍视你们目前对待我的无比的好意，这正说明你们心灵的无比高尚。我们现在是三个高尚的人碰在一起了，让我们把一切都建立在有教养、有共同的高尚出身和名誉的上流社会人士之间的相互信赖上吧。无论如何，请容许我把你们看作是在我一生的这一时刻，在我的名誉受侮辱的时刻的最好的朋友吧！诸位，你们不觉得这是冒犯吗？不觉得是冒犯吗？”
“相反地，您这些话说得很好，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尼古拉·帕尔费诺维奇用郑重和赞成的态度表示同意。
“至于那些琐碎问题，诸位，所有那些故弄玄虚的琐碎问题应该统统抛掉，”米卡兴高采烈地说，“要不然鬼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情来，对不对？”
“我愿意完全接受您的有见识的劝告，”检察官忽然插嘴对米卡说，“但是我仍旧不能不提刚才的那个问题。我们认为十分有必要知道，为什么您恰恰需要这个数目，——恰恰需要三千。”
“为什么需要？总是为了这个或者那个原因，……嗯，为了还债呗。”
“还谁？”
“这个我坚决拒绝回答，诸位！并不是因为我不能说，或是不敢说，或是怕说，因为这本来是小事，完全不相干的事，我不说，是因为这里有个原则问题：这是我的私人的生活，我不许人家干涉我的私生活。这是我的原则。您的问题和案件无关，一切与案件无关的就属于我的私生活范围。我打算还债，打算还名誉担保的债，至于还给谁——我不能说。”
“那就请让我们把这一点记录下来。”检察官说。
“请吧，您就记录说，我就是不能说，就是不能说。诸位请你们写下来吧，我甚至认为说出来是不名誉的。你们真肯费工夫来记这些事情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