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一下，他本来应该在阿辽沙之前被传讯的。但是法庭执达吏向首席法官报告，证人由于身体不适或者疾病发作，目前不能到庭，只要一见痊愈，就准备随时应召作证。但这话不知怎么当时没有人听见，到以后才知道。他的出现起初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主要的证人们，特别是两位女情敌已经被传讯过了。好奇心暂时得到了满足。旁听的群众甚至感到了疲乏。但是还要听几个证人的供词。鉴于前面讲过的事情已经不少，估计他们大概也讲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情来。时间已经晚了。伊凡·费多罗维奇进场时仿佛走得特别慢，对谁也不看一眼，甚至低着头，似乎正在皱眉思索什么事情。他穿得整整齐齐，但是他的脸至少使我感到好像是有病：看起来仿佛面有土色，有点像垂死的人的脸。他的眼光是蒙眬的；他抬眼慢吞吞地朝厅上扫视了一下。阿辽沙忽然从椅子上跳起身来，痛苦地喊了一声：“哎呀！”我记得这情景。但是这也很少有人注意到。
首席法官一开始先对他说，他是免予宣誓的证人，他可以作证，也可以沉默不答，但是凡是所供的自然都应该按照良心，以及其他等等。伊凡·费多罗维奇听着，茫然地瞧着他，但是忽然他慢慢地展颜微笑起来，首席法官惊讶地看着他，刚把话说完，他忽然笑出了声来。
“还有什么？”他大声问。
大厅里完全静寂了，似乎产生了某种预感。首席法官不安起来。
“您……也许还不大健康吗？”他说，眼睛寻觅着执达吏。
“你不要着急，阁下，我十分健康，可以对您讲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完全平静而且恭敬地回答。
“您有什么特别的情况要提出来吗？”首席法官继续说，还是带着不放心的样子。
伊凡·费多罗维奇低下头，迟疑了几秒钟，重又抬起头来，有点结结巴巴地回答：
“不，……我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开始对他提出问题。他似乎很不乐意回答，说得特别简短，甚至越来越显出厌烦，但毕竟还是回答得有条有理。他对许多事情都回答说不知道。关于父亲和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之间的账目他一点也不清楚。“我不注意这类事情。”他说。关于威胁要杀死父亲的话，他从被告那里听到过。关于信封里的钱，他听斯麦尔佳科夫说起过。……
“全是老一套的话，”他忽然带着疲乏的神色打断了话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对法庭说。”
“我看您身体不大好，我也理解你的感情。……”首席法官开始说。
他正想向检察官和律师两方面说，请他们提出他们认为必要的问题，忽然伊凡·费多罗维奇用疲惫不堪的声音请求道：
“请放我走吧，阁下，我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他说完这句话，不等允许，忽然自己扭头就向大厅外走去。但是走了四步就站住了，似乎忽然想起一些事情，轻轻笑了一下，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阁下，我就像那个乡下姑娘，……你知道，她说：‘我愿意，就站起来，不愿意，就不起来。’人家拿着长袍和绸裙，让她站起来，预备打扮好了送到教堂去结婚。她却说：‘我愿意，就站起来，不愿意，就不起来。’……这仿佛已成了我们的一种民族性。……”
“您说这话是指什么？”首席法官严厉地问。
“就指这个，”伊凡·费多罗维奇忽然掏出了一沓钞票，“这是钱，……就是原来放在那个信封里的，”他把头朝放物证的桌子点了点，“父亲就是为了它被杀死的。放在哪里？执达吏先生，请您交上去。”
执达吏收下那叠钞票，交给了首席法官。
“这笔钱怎么会到您手里的，……假如这果真就是那笔钱的话？”首席法官惊异地说。
“昨天从斯麦尔佳科夫那个凶手那里拿到的。在他上吊以前，我到他家里去过。杀死父亲的是他，不是我哥哥。是他杀死的，但是我教他杀的。……谁不希望父亲死呢？……”
“您的头脑清醒吗？”首席法官不由得脱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