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的演词显然一直采取了严格的历史叙述的方式，——所有神经质的演说家都极爱用这个方式，他们故意设下严格限定的范围，以克制自己那种忘乎所以的狂热。他说到这里以后，对于这位“以前的”“无可争议的”人物特别多提几句，抒发了几点特别有趣的想法。“本来醋劲极大的卡拉马佐夫仿佛突然一下子在这位‘以前的’‘无可争议的’人物面前丧胆落魄、销声匿迹了。最奇怪的是他以前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个突如其来的情敌对自己的新威胁。他老以为这还离得很远，而卡拉马佐夫是永远只生活在目前的。他大概甚至还认为他是虚构的东西。在他怀着痛苦的心情一下子明白了，这女人所以把这个新的情敌隐瞒不提，一直欺哄他，也许正因为这个新情敌对于她并不是幻想，也不是虚构，却是她一生的希望，——他在突然明白了以后，顿时变得心平气和了。是啊，诸位陪审员，我不能抹杀被告身上这种出人意料的心灵特点。乍一看，被告似乎怎么也不会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可是现在他突然之间热切地坚持真理，尊重妇女，承认她有爱情的权利了。而且是在什么时候？就在他为了她而双手沾满父亲鲜血的时候！老实说，这时候那杀人所流的血已经在索取代价了，因为他既然葬送了自己的心灵和在世上的前途，便不由得会立时感到，而且扪心自问：‘现在他对于她，对于这个他爱得甚于自己的灵魂的人来说，还能有什么价值，他怎么还能和这个“以前的”“无可争议的”人相比，这个人已经心里感到忏悔，带着新的爱情，诚实的提议，和对于再生的、幸福生活的誓约回到他曾经陷害过的女人这里。而不幸的他，现在还能给她点什么？还能向她作什么提议？’卡拉马佐夫明白了这一切，明白他的犯罪堵塞了他的一切前途，他只是一个被判死刑的囚犯，而不再是个还值得活下去的人！这念头把他压倒，把他摧毁了。他一下子选择了一个疯狂的计划。依照卡拉马佐夫的性格，他不能不把这个计划看作是解脱他的可怕处境的一条唯一的、注定的出路。这条出路就是自杀。他跑去赎取抵押给官员彼尔霍金的手枪，一边在路上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为了这笔钱竟使他用父亲的血玷污了自己的手。唉！钱是他现在最需要的。卡拉马佐夫将要死去，卡拉马佐夫将要自杀，但总得让人记住这一点！要知道，我们总不愧是个诗人，曾像两头都点着的蜡烛一般烧尽了自己的一生。‘我要到她那儿去，到她那儿去，——我要在那里高张盛宴，空前的盛宴，让人们永远记住，永远讲不完。在粗野的喧嚷，茨冈人疯狂的歌舞之中，我要举起酒杯，庆祝我所深爱的女子，祝她享受新的幸福，然后，就在她的脚下，砸碎我的脑袋，了结我的一生！她以后会想起米卡·卡拉马佐夫，明白米卡是怎样爱她，会怜惜米卡的！’这里面有许多矫揉造作，许多浪漫的疯劲和野蛮的卡拉马佐夫式的多愁善感和放纵任性，——此外，诸位陪审员，还有一些什么别的，充塞灵魂，萦回脑际，把他的心都揉碎了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良心，诸位陪审员，就是良心的裁判，良心的可怕谴责！但是手枪将了结一切，手枪是唯一的出路，别的出路是没有的。至于死后呢？我不知道卡拉马佐夫在那一刻想没想过‘死后将怎样’的问题。而且也不知道，卡拉马佐夫究竟能不能照哈姆雷特的样子想到死后的情形。不，诸位陪审官，他们有哈姆雷特，而我们目前还只有卡拉马佐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