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陪审员，毁了我的委托人的不仅是各种事实的总和，”他大声说，“不，实际上，毁了我的委托人的只是一件事实，那就是他的老父亲的尸首！如果这是一桩普通的凶杀案，那么由于它的微不足道，无从证实和各项事实的荒诞不经，——如果不是总和地，而是个别地对这些事实进行单独考察的话，——你们一定会批驳这项指控，至少会下不了手，只凭对一个人的成见而毁掉他的一生的，——尽管可叹的是他对这种成见实在是罪有应得。但是这不是普通的命案，而是一件杀父案！这就会使人悚然动容，以致使据以提出指控的各项事实即使再微不足道和不足为凭，也会显得并不那么微不足道，那么不足为凭，而这甚至在毫无成见的头脑里也常常如此。对于这样的被告怎么能宣判无罪呢？既然他杀了父亲，怎么还能让他逍遥法外！——这是每个人的心里几乎不由自主地、本能地产生的心情。是的，流亲生父亲的血实在是太可怕了，——这是生我、爱我的人的血，这人为了我不惜自己的生命，从小把我的疾病当作自己的疾病，一辈子为我的幸福吃苦，以我的快乐、我的成功作为自己唯一的生活乐趣！唉，杀死这样的父亲，那真是无法相信、难以想象的事！诸位陪审员，父亲，什么是真正的父亲？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名称！在这个名称里包含着多么伟大的含义！我们刚才还只不过是约略地指出了，一位真正的父亲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然而我们大家现在正在为它操心、为它痛苦的这个案件里的父亲，去世的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卡拉马佐夫，却同我们方才心中所想的那种父亲的概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这真是灾难。的确，有些父亲实在也简直就像是一种灾难。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把这样一种灾难比较真切地观察一下吧，——诸位陪审员，鉴于我们即将做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我们不应当害怕面对任何事实。我们现在尤其不应该害怕，照多才多艺的检察官方才那种精彩的说法，在某一种想法之前畏缩退避，就像小孩子或胆小的女人那样。但是我的可尊敬的对手（而且还在我开口说话以前已经就是对手了），在他的激烈的演词中曾几次高喊：‘不，我不愿把为被告辩护的权利让给任何人，我不愿把为他辩护的事让给从彼得堡来的律师，——我是检察官，我也是辩护士！’这是他喊过好几次的话，但他却竟忘了提起，如果可怕的被告在整整二十三年中，单只为了从他孩子时代在父亲家里唯一曾给予爱抚的人那里得到一磅胡桃，就生出如此感恩图报的心思，那么反过来，这样的人在这二十三年以来不会不记得，他如何赤着双脚，在父亲的后院乱跑，照仁慈爱人的赫尔岑斯图勃医生的说法：‘没有鞋穿，小裤上只有一个纽扣。’哦，诸位陪审员，我们为什么要对这种‘灾难’进行比较切近的观察，重复大家已经知道的事情呢？我的委托人在回到父亲那里以后，碰到的究竟是什么遭遇？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的委托人描写成无情而自私的怪物？他缺少克制，他性格暴躁，粗野，我们现在就为了这个而裁判他。但是他遭到这种命运，究竟是谁的错呢？以他原来良好的气质，正直而敏感的心肠，竟受到了那样荒唐的教养，究竟谁应该负责任呢？有人教过他理性没有？在科学方面是不是受到过相当的教育？在童年时代有人多少爱过他没有？我的委托人是在上帝的庇佑下长大的，正和野兽一样。在多年的离别之后，他也许渴想见一见他的父亲，在此以前，也许曾千百次地像在梦中一般想起他的儿童时代，竭力驱除他当时所见的种种可憎的噩梦，衷心渴望拥抱他的父亲，并且加以宽恕。但是怎样呢？他遇到的只是厚颜无耻的讪笑，为银钱争执而引起的猜疑和狡诈手段；他只是每天听到一些在‘喝白兰地酒’时说出的无聊话和处世经验，最后，又看见他的父亲竟用他儿子的钱，夺走儿子的情妇，——唉，诸位陪审员，这是多么可憎和残忍！可是这老人却竟对大家埋怨他儿子如何地不孝和残忍，竭力在大庭广众中糟蹋他、损他、造他的谣言、收买他的借据，预备把他送进牢监里去！诸位陪审员，像我的委托人那样外表上残忍粗暴、放肆胡行的人，有时候，而且常常是这样，实际上是怀着十分温柔的心肠，只是没表示出来罢了。你们不要笑，不要笑我的这个想法！多才多艺的检察官刚才毫不容情地笑我的委托人，说他爱席勒，爱‘美好高尚的一切’。我处在他的地位上，处在检察官的地位上，是不会笑的！让我来替这类人不易被人了解，而且还常被曲解的天性辩护一下吧。是的，这类人的天性时常似乎正好同自己，同自己的狂暴和残忍相反，渴求温柔、美好和合理的事物，这种渴求尽管是不自觉的，但确实是在渴求着。他们虽表面上激烈、残忍，但却能刻骨铭心地爱，例如爱某一个女人，而且一定是高尚的精神上的爱。请你们还是不要笑，这类人天性确实时常是这样的！不过，他们不善于隐藏他们那有时甚至是很粗暴的热情（人家吃惊的就是这一点，人家注意到的也就是这一点，而对他的内心却完全看不见）；相反地，他们会很快地耗尽他们的热情。然而，在正直高尚的人的身旁，这个外表上粗暴而残忍的人也会努力争取重生，争取改过自新，做一个高尚诚实的人，变得‘高尚美好’，——尽管这句话是多么受人嘲笑！我刚才说我不敢触及我的委托人和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间的浪漫史。但是一言半语还是可以说的：我们刚才听到的简直不是供词，而只是一个疯狂而想报复的女人的叫喊，她不能责备人家的变心，因为她自己就变了心！假使她有时间想一想，就不会作出这样的证词！你们不要相信她，我的委托人绝不像她所说的是‘混蛋’！那位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仁爱者在走上十字架的时候，曾这样说过：‘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愿为羊群舍命，只求不毁掉一只羊。……’我们也不应该毁掉一个人的心灵！我刚才问：父亲是什么，并曾说过，父亲是个伟大的名称，宝贵的名称。但是诸位审判员，名称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应用的，因此我要斗胆地用一项事物本来的名称、应有的名称来称呼这项事物：像被害的老人卡拉马佐夫那样的父亲不能也不配称作父亲。爱一个不值得爱的父亲是荒唐的，不可能的。不能无中生有地去制造爱，唯有上帝才能从虚无中创造。使徒以满腔热爱的心写道：‘父亲们，不要伤了你们孩子们的心。’我现在引用这句神圣的话并不是为了我的委托人，而是为了提醒所有做父亲的人。谁给了我教训为人父者的权利？谁也没有。但是我以人和公民的资格发出呼吁——vivosvoco![1]我们活在人世并不长，而且还常做许多错事，说许多坏话。因此我们更应当随时不放过机会相互交心，以便彼此也能尽量说一些好话。我也是这样：乘我站在这里时，我应该利用我的机会。这个讲坛由最高的权力赐给我们并不是随随便便的，——整个俄罗斯都在倾听我们。我现在并不单只是在对这里的父亲们说话，我是在向世上所有的父亲大声疾呼：‘父亲们，不要伤了你们孩子们的心！’是的，我们应该自己首先履行基督的教训，然后才能管教我们的孩子！要不然我们不是我们孩子们的父亲，却是他们的仇敌，他们也不是我们的孩子，而是我们的仇敌，而且这是我们自己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仇敌的。‘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话不是我说的，那是福音书给我们的教训：应该用人家量给你的量器去量给别人。如果孩子们用我们的量器照样量还给我们，我们怎么能责备他们呢？新近在芬兰有一个姑娘，在人家里充当女仆。人家疑惑她私生了孩子。开始暗中侦察她，结果在阁楼一角的砖头后面发现了她的一口谁也不知道的箱子，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个已被她弄死的新生的婴儿，还在那个箱子里发现了她以前生下来，产后就被她杀死的两个婴孩的骨骸。她当时全供认了。诸位陪审员，她能算是她的孩子们的母亲吗？是的，她生了他们出来。但她是不是他们的母亲？我们中间谁敢给她加上母亲这个神圣的称号。我们应该有勇气。诸位陪审员，我们甚至应该大胆，在现在这种时候我们更几乎必须这样，不要害怕某些思想和某些话，像那般莫斯科的女商人那样，连听到‘枪炮’呀，‘老虎’呀等几个字眼都要害怕[2]。相反地，我们证明近年来时代的进步也触及了我们自身的进步，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光是生出来还不是父亲，生出来而尽到责任的才是父亲。哦，父亲这个名称自然也还有别种含义，别种解释，也有人主张，只要我的父亲生下我来，虽然他是混蛋，虽然他对孩子们是恶棍，却到底还应该算是我的父亲。但是这个含义就有点神秘了，是我用理智所无法理解的，只能用信仰去接受，或者说得正确些，是靠了信仰去接受，好比许多别的事情，我并不理解，可是宗教命令我们去信仰它。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把它划在现实生活的领域以外。至于现实生活，——它不但具有应享的权利，而且本身也给我们加上了极大的责任，——在这个领域内，如果我们想要富于人情，或者归根到底来说，合于基督徒的精神，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仅仅只按照经过理智和经验证实，并且由分析的洪炉所考验过的信念来行事，一句话，必须做出有理性的行动，而不能像在梦中和呓语中那样做出无理性的行动，以便不给人造成危害，不折磨人，不伤害人。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事业，而不是神秘的，才是合乎理性的，真正爱人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