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发现的太平洋海岛原始部落用木柱制作的海岛图，用柳条、贝壳编缀的海道图，以及爱斯基摩人草绘的海港图，证明原始地图可能都是一些示意的模型地图，起着确定位置，辨识方向的作用。
留存至今的古地图还有公元前1500年绘制的《尼普尔城邑图》，它存于由美国宾州大学于19世纪末在尼普尔遗址(今伊拉克的尼法尔)发掘出土的泥片中(如图01-02)。图的中心是用苏 美尔文标注的尼普尔城的名称，西南部有幼发拉底河，西北为嫩比尔杜渠，城中渠将尼普尔 分成东西两半，三
面都有城墙，东面由于泥板缺损不可知。城墙上都绘有城门并有名称注记 ，城墙外北面和南面均有护城壕沟并有名称标注，西面有幼发拉底河作为屏障。城中绘有神 庙、公园，但对居住区没有表示。该图比例尺大约为1∶12万。
留存有实物的还有古埃及人于公元前1330～前1317年在芦苇上绘制的金矿山图。
我国关于地图的记载和传说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左传》上就记载有夏代的《九鼎图 》。古经《周易》有“河图”的记载，还有“洛书图”，表明我国图书之起源。传世文献《周 礼》中有17处关于图的记载，图又与周官中14种官职相关联，如“天官冢宰.司书”“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图”；“地官司徒.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 安 抚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 物 ，而辨其邦国都鄙之数，制其畿疆而沟封之，设其社稷之而树之田主”；“地官司徒 .小司徒”“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地官司徒.土训”“掌通地图，以 诏地事”；“春官宗伯.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夏官司马.司险 ” “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夏官司马.职方氏”“掌天下 之 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八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 谷六畜之数要”。
1954年6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初青铜器“ 宜侯矢”底内刻铸的120字铭文有两处谈到地图，即“武王、成王伐商图”和“东国图 ”。该 文记载周康王根据这两幅地图到了宜地，举行纳土封侯的册命仪式。曰：“唯四月辰在丁未 ，王者武王遂省、成王伐商图，遂省东或(国)图。王立(位)于宜，内(纳)土，南乡(向)。王 令虞侯曰：‘繇，侯于宜。’”据考证，该图成于公元前1027年或稍晚。这些记载足以说明 ，我国西周时期已有土地图、军事图、政区图等多种地图，并在战争、行管、交通、税 赋 、工程等多方面得到应用。这些地图显然已经脱离了原始地图的阶段，具有了确切的科学概念。
中国在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前 221），地图的绘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当时的军事地图内容包括有“轘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由此可知地图已有方位、距离和比例尺的制定。刘邦初入咸阳，萧何即收秦律令图书，刘邦因而得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西汉初年绘在帛上的三幅地图，它们是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其绘制技术已相当熟练。
公元 150年，亚历山大城的学者托勒密出版了《地理学》一书，成为绘制世界地图的指南。此书后来传到了意大利，于 1406年译成了拉丁文。虽然托勒密在许多细节上都是错误的，但是他坚持制图要有科学基础这一点，却导致了科学的复兴。
到 16世纪，已出现了为海上航行而绘制印刷的海图。但在这以前，在意大利制图学家的帮助下，葡萄牙人已开始探险，并绘制了非洲东海岸的地图。
1512年，麦卡托发明了一种绘制地图的投影技术。用这种方法绘制的地图，不管是哪个方向的直线，都有圆弧形的走向。这种投影法是在平面上表示地球的球形的最适用的方法。但当1569年用麦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出版时，却有一些人对地图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直到 1694年，当时任海军司令的纳布劳爵士曾说过：“我可以叫所有的领航员在航海时都不用脱离实际的
平面海图而用根据航海情况绘制的麦卡托海图，可是要说服任何一个老领航员都很不容易..”
16世纪和 17世纪，奥特科乌斯和布劳收集了许多地图，并于1605年出版了一个大型地图册。这个地图册分为11卷，有600幅地图，是当时最昂贵的书。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