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夷简看着面色沉静，不喜不怒的王曾，不由一笑：“孝先此话，有些书生之见了。这世间手中钱，用来生利天经地义，只要年息合适，不要贪得无厌取息过高就是。徐平在京西路只放贷给他们那里的公司，在我想来无非两点，一是想让税钱主要从公司来，贷给他们的钱就是个贴补，再一个公司的账查得紧，钱庄不用废大力气追账。两点之中，又以第一点为重。京西路有大量的棉花，当然可以如此，其他地方又何必邯郸学步？在开封府和其他地方，钱庄的钱当然可以放给其他人，怕到时收不上本息，找人担保就是，这有何难？”
王曾淡淡地道：“每年因为质库解库放贷，官司极多，更有被逼得卖鬻女的惨事。民间放贷已经是如此，官府放贷，为了不失本钱，官吏只怕会闹出更多事端。”
“世间哪里有两全其美的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放贷易出事不错，严加管控就是了。”
《富国安民策》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在富国，一在安民。后面具体的各种施政措施主要是讲如何富国，前面的理论部分则主要在讲如何安民，但是富国的目的是为了安民，根基在安民。
同样一本书，王曾看重的是安民，富国不能背离了这个目的。吕夷简看重的则是如何富国，至于民安，那是国富之后附带来的好处。理解不同，目的不同，同样的政策便就会出现巨大的分歧。在王曾的眼里，官府手里再有钱，不能够国泰民安，那也不能算政通人和。吕夷简却觉得施政之难不就是因为手里没有钱吗，有钱了还不是万事皆顺？
王曾沉默不语，过了很长时间，突然说道：“似这些事，京西路向来都是徐平在一手安排，其间的利弊，他的心里最清楚。既然要行新政，我们又何必冒险？让徐平回京来主持就是。解铃还须系铃人，京西路的事情起自他，便由他自己来解开这困境！”
听了这话，赵祯的眼睛一亮。在他心里，最理想的结果自然是让徐平回来，别人说起那些政策来都如隔靴搔痒，惟有徐平才能一针见血。但是徐平资历、声望都不足，像这样的国家大事是必须有宰执在政事堂坐镇，全力支持的，不然就只是一场热闹，落不到实处去。两位宰相难得一起同意试行徐平在京西路的新政，赵祯的意思，便就是让王曾和吕夷简暂时放下挣执，全力支持徐平。不想没提徐平回来，两人又吵上了。
吕夷简神色不动，对王曾说道：“能让徐平回来最好，只是现在京西路离不了他。去年就有一众分司官员对新政不满，联名靠到朝廷，我们强压下来而已。徐平一走，还有谁能够收拾场面？做事情最怕半途而废，让徐平回京，只怕朝廷的事情没有做好，就连京西路的局面也崩坏了。王相公此议听起来有理，实际不妥。”
宋绶突然插嘴：“不只是京西路离不了徐平，还有西北局面不稳。前两年徐平在京城的时候，城里曾经闹过党项细作，他那时候断定，元昊在党项的根基并没有我们外人看起来那样牢固，必须对外不停开战。赢了增加他自己的威望，输了可以借不服他的人的人头来收拾党项内部。并断言，一旦党项败于吐蕃，则叛离大宋的日子就不远了。党项在西北盘距一两百年，传承数代，地广千里，带甲数十万，绝非一般的蛮夷小邦可比。西北一旦有变，必须有能征善战的重臣到那里坐镇。本朝文武百官，论起带兵作战，威慑异邦，又有谁能跟徐平相比？当年在邕州，他以一州之地，平定交趾，破其国，执其王，党项如果反叛本朝也非他去不可！调他回京，如果新政摊子铺开几个月，党项那里出来，怎么办？到时把徐平调往西北，摊子谁来收拾？不如从一开始就不用他！”
蔡齐道：“依宋参政所说，如果党项十年不叛，十年就不用徐平了？百年不叛，那徐平就在外边州县等上一辈子？当年徐平说的，也只是依据当时形势推论西北局势，世事变幻无常，总有各种意外。党项败于吐蕃，现在又去打河西，没有几年时间平定不了。再者本朝泱泱大国，国政自然以我为主，岂能受制于蛮夷小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