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改革中的革命派和保守派都是对的，也都是错的。他们都有对的一面，因为不全面，也都有错误的一面。最坏的情况，就是激烈对立，为了丑化对方，把对的一面都扔掉。几个来回，好的全都没有了，坏的全都保存下来，大家一起灭亡。
只有充分地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与反对者不断地调和，寻找出最合适的道路，才能够改革成功。一切都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改革者与反对者是无可调和的斗争，无助于事情的解决。改革主持者当高屋建瓴，总揽全局。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便就是惨痛的教训。那场动荡离着这个年代并不遥远，保守派的主角司马光已经出仕，改革派的主角王安石就在本科的举子之中，是因为父亲去世守丧才耽误几年。因为王安石格外出色，还有几位大臣特意向徐平提起过。
讲王安石变法，一种是把一方看成君子，另一方看成小人，是君子小人之争。另一种是把两派按阶级划分，保守派代表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而改革派代表了寒门小地主。
君子小人之争自然不值一驳，把地主阶级之中再划阶级，也同样毫无道理。地主不管是大是小，同样都是剥削阶级，只有地主阶级、自耕自食的小自耕农和被剥削压迫的雇农之分，同一个阶级内，没有阶级矛盾。实际历史上的情况是，很多父子兄弟就是分属新旧两党的，新旧两党中很多对立的人就是出自同一个家庭，牵扯其中的很多人是亲戚。
徐平前世位于社会下层，见多了小工厂小业主，他从来没有感觉出来小工厂主对雇佣工人就更温柔，更体贴。认为小地主就会偏向农民一边，实在是想多了。
新旧两党不死不休，斗争激烈程度成了历史上的奇景，很大程度是涉及到了意识形态之争。这种斗争无法调和，伴随了两宋二百余年，在外部压力下最终没有获得新生。
意识形态不是只有阶级斗争，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只要有政权，就有意识形态。政权的每一项行政措施，都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图方便随便施为，最终会受到反噬。
宰相为什么如此重要，受天下之望，影响整个国家的兴衰？因为这个位子，不仅仅是涉及到具体施政，还要主持意识形态，所谓以大道佐君王是也。
如果仅仅是守成，并不需要宰相如此，但要改革，则就先要理清楚意识形态。
赵祯要改革，让徐平来做宰相。徐平没有过多推辞，便就做了。
今天找徐平来，说过了几件具体政事，赵祯就是要问问徐平的道是什么。认可了，改革将迅速开始。徐平的道让他越坚信，则支持的力度越强，让他将信将疑，改革就会犹豫。
徐平接了拜相的诏书，天下都知道要行新政，外面拥戴自己的少壮派文臣更是眼巴巴地在看着。接下了这个场面，徐平就是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怎么做。宰相以大道佐君王，徐平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道是什么，要如何来实施。
君臣互信，不是靠个人感情，靠个人感情的叫佞臣。真正被君王相信的大臣，实际上很多接触的时候并不愉快，比如真宗于寇准。徐平与赵祯私交如此，已经是难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