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不能在这个问题深入下去，易理他并不精通，只是取了于自己有用的部分，来说明这一套理论而已。赵祯从小就被明师教导，深入探讨必然露怯。讲经义，自然有词臣经筵讲官陪着赵祯去研究，自己一个宰相不是做那个的。
“人生于天地之间，而长于人群。人人都有天理人欲，天理或相合，而人欲不合，必有相处之道。所谓君子、仁、义，即人相处之道，亦为治国所本。”
赵祯问道：“何为君子？愿闻其详。”
“君子何义，臣难以尽言，如天上北辰。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此其谓也。臣只知君子之行，《论语》一书，论之甚详。详其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君子求诸己是也。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是也。君子不以言取人，不因人废言亦是也。之于天下，无适也，无莫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聪明如夫子，也只是道何是君子之行，何非君子之行，而不道何为君子。君子如北辰，景行行止，心向往之而不能至。”
“此为真读夫子之书者也。”赵祯点头，“宰相坐。坐而论道，古礼。”
徐平谢过，坐回位子上。到了这一步得到赵祯认可，已经成了大半，不由出了一口气。
请过茶，赵祯又问：“士大夫当遵君子之行，人君亦当守君子之行，此无疑义。然以仁义治国，汉行之，虽有文治武功，终不免败亡。敢问宰相，汉亡是失仁义之故与？”
徐平捧笏：“回陛下，圣人之道犹如君子之于士大夫，可照亮前行，然而路上走得到底如何，却又非全归于仁义者。失天下，必失仁义，此无可疑。仁义一时之失，未必就会致天下败亡，此有挽一时失仁义之术而已。有挽天之术，而曰天下不必本于仁义，是匹夫之见。不行仁义，纵能一时挽天倾，终不能长久。是故，天下之治终究归于行仁义。仁义乃天下所本，而非一时之用，讲仁义之用，则未过儒门门槛。”
至汉朝中原汉族完成了文化大一统，天下之民皆称为汉人，而不再称秦人、楚人，齐人、燕人。汉儒的大一统本于天命，虽然后人说是编造出来愚弄下层的，但实际上当时从皇帝到大臣都信得很，中兴汉室的光武帝尤其信这一套。从魏晋到隋唐，天命之说已经难以为继，避于江南的中原正统终不能光复天下，残民者昌，佑民者殃。
到宋朝儒学再兴，天命说被放弃，宋儒改以公天下、查治乱的正统说来代替。从古文运动到疑传惑经，再到六经注我，都是这一体系的一部分。然而宋儒的努力，最终还是没有改变被蒙古所灭，中原陆沉的结果。这些努力，实际上随着宋朝的灭亡就离去了。
历史不能假设，认为宋朝不灭会如何，实际上宋朝出现这种思潮，从皇帝到士大夫都愿意做出让步，正是因为有巨大的外部威胁。没有外部威胁，内部矛盾就会转趋激烈，皇帝和士大夫相携相让的局面也不会出现。
宋亡之后是元，明灭元，之后又被清灭。清末正统论再次被拿出来鞭尸，从梁启超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破正统论入手，打破汉族的文化一元，中原一统，又是后话。
文武完足，徐平立下如此大功，来任宰相要职，比其他权相更显眼，会不会引起赵祯猜忌，甚至下毒手？想多了，是把历史的特例当成了通例。实际上两宋三百余年，并没有因为宰相威望过重，权力太大而让皇帝下毒手的。哪怕是宋太宗时期规矩未立，那时的权相赵普甚至插手皇太子之争，最后也没怎么样。一时失宠外贬是有，最后恩遇不失，安然去世，身后得享哀荣。
有这种想法，根本上还是没有认识到宋朝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并不是一句笼络人心的虚言，而是整个政权的根本。在这种政治结构下，权力再大的宰相，也无法威胁到皇位。而再是猜忌心重、专权独断的皇帝，也不会对宰相下手，不然天下根本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