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无关紧要或者消失的时候，才会弃公德而求治私德。
无关紧要，比如认为天下是一人之天下，谁能帮助我就用谁。这个时候对私德的要求看统治者本身，有的统治者视道德为无用之物，只要能办事，官员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法外之事皆可为，甚至违法犯科只要有用也可以不治罪。对属下严厉的统治者，就会去治官员的私德。不管是权还是物，我不给你，你不可以取。
公德消失不是说公德不存在了，而是认为天下每一个人都有公德，人人都无私。公德是对所有人的要求，此时参与政权治理国家的，自然就会要求有更高的私德。
法家是典型的不要求公德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眼里，一人之天下的时候，无所谓官吏的公德私德，只要效忠君主，一切按照君主的意志去做就可以了。让你明白怎么做，那就是天下一切断于律，师于吏。天下人之天下的时候，天下人就有同样的公德，人人都是这天下的主人，都要有做主人的觉悟。没有这个觉悟，便教育你，屡教而终不改，则就是大家的敌人。教育是温和的手段，作为敌我矛盾则是激烈的手段，人民公敌是也。
法家强求天下一律，不承认人的复杂性，手段猛烈，做起事情来见效快，矛盾积累得也快。国家面临巨大威胁，有明确目标的时候，法家更加有效率。
儒家是调和妥协的意识形态，侧重于安内。因为有一个缓冲层，矛盾积累得慢，而且也比较容易摇摆，能够在妥协中求生存。天下为一家之永祀时，儒家表现为君王求贤，与贤人共治天下，天下大治君王成圣人。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时，儒家不强求一律，仍然是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求妥协，不断地调整以求生存。仁义不失，天下不亡，指的是不会亡于内部矛盾。面临外敌的时候，讲仁义没有用处，终究还是要以力量对决。
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首先要问的都是自己人还是外人，不然就没有了着力点。
法家利于对外，儒家善于对内，没有什么绝对的对或者错。国家面临生死存亡，自然是以法家的手段为优，放下内部矛盾以对外敌，儒家的各种规矩此时不合时宜。当外部没有巨大威胁的时候，法家那些激烈的手段不能长久地对自己人，不然终亡于内乱。
道家和墨家讲小政府和无政府，天下自治，不适全大一统的中原政权，先被淘汰。
中国明早熟而且延续，延续自不必讲，早熟就是先秦诸子几乎把治理天下的各种手段都提出来了，并且在漫长的历史中都被使用过。这些治国理论不是意识形态，只是治理国家的办法而已，由此延伸出去形成各种各样的政策，是对于政治结构的探讨。
正是因为儒家法家不关意识形态，统治者对此是不**的，以为这是事关天下存亡的大事情，对统治者生死攸关，就把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搞混了。
秦汉是实践先秦诸子思想的朝代，意识形态是相同的。
秦汉在意识形态上大致相同，秦亡于内乱，汉朝吸取教训，以儒家代法家，对内开始讲调和。正是在这个调和的过程中，汉朝在秦朝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完成了化统一。
我们之所以为汉人，就是在秦汉这两个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
到了宋朝，儒家和法家的区别早已经不明显，名为儒家的士大夫中实际上有大堆法家信徒。用秦暴政失天下来攻击政敌，只是政治斗争的手段而已。
用儒家还是用法家，真正起作用的是以宰执为中心的官僚执政集团，这只是治国理政的手段。外部威胁增大的时候，法家思想抬头，是自然而然的事。党争最激烈的时候，新旧两党实际上都杂儒法，谁也不是纯洁的儒家信徒。只是对于儒法两家的手段，有的主张对内，有的主张对外。而涉及了内外，就涉及到了一部分意识形态。
天下不是只有一个国家，意识形态自然就有内外两个部分。内外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直延续几千年的华夷之辨，分不分自己人和外人，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怎么分，怎么对自己人怎么对外人，都是意识形态的争吵。讲中国古代不分国家和民族是不正确的，中国在统一完成之前就开始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