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进程的划分，是欧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来的，并不是必然的历史规律。从他们的这种划分上，会推出共产主义这个大同之世，是因为公、家、私、公、家、私的中国历史，和欧洲的公、家、公对上了，大家在人类的理想之世上殊途同归。
意识形态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并以此而来的对未来的展望，如果社会基础出现了众大转变，意识形态的内容也会出现重大的转变。
这种泊来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历史的不和谐，徐平前世可以不当一回事，到了真身临其境了，做宰相了，还当成理所当然把现实向里面套，他多大的心敢接拜相诏书。就像前世他作为一个小公务员，讲传统文化有人就拿着《弟子规》这种连村秀才都不屑一顾的东西出来讲，他可以当一个笑话一笑置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已。自己治国理政了，那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传统文化是先秦诸子，以及后世于其上生发的传、注，再加上各种政论文章，整个一大套的理论系统。通了，才有资格来做这个宰相。不通，皇帝问政一问三不知，前言不搭后语，皇帝不会信，百官也不会服的。
原始社会的公天下，到封建时期的家天下，然后就是私天下。秦的私天下政权没有合法性来源，很快就被汉取代。汉武帝用董仲舒，独尊儒家，不是要用儒家那一套治国的大道理，而是要给自己的政权一个合法性来源。董仲舒为了达到独尊儒术的目的，改了儒家的一部分理论，后世称其为曲改阿附，便就是因为此。
历史到中唐，汉武帝和董仲舒建立起来的天命之下的私天下系统，因为天命终不显于世间治乱，祐民者殃，虐民者昌的历史现实，已经难以为系。韩愈和柳宗元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在削藩镇重建大一统的现实需求下，不得不为政权重建合法性。天命说的私天下中本就含有公天下的成分，去天命而求之于人，公天下便就应运而生。
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而言天下非一姓之永祀也，不是简单的文字差别，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的任务是削藩镇。藩镇类于古时之封建，柳宗元才会斥家天下，驳封建。
到了宋朝，出于防五代重演的目的，政权开始把大政托于文人，提倡文治。对于政权的合法性，随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宋儒不得不上追汉唐，承韩愈柳宗元之后。到了徐平所在的这个年代，公天下的意识形态，与士大夫共治之的政治结构已经呼之欲出了。
有这个背景，徐平才会堂而皇之与赵祯如此问对。赵祯不会觉得奇怪，已经掌权的士大夫们会认可，一切才能顺顺利利地推行下去。
理通事顺，完成了道与术的问对，对天下的改革将顺利地推行。
不把道理讲明白，徐平终将是另一个王安石，最后还是回到治乱循环上来。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剥去天时、地理这些外在因素，而以国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一对主要矛盾来观察，便就是剥削烈度加深，导致社会危机出现。政权不能够解除面临的社会危机，便亡于内乱。或者危机导致国力大减，亡于外敌。政权之亡，有亡于内部矛盾者，有亡于外敌者。亡于内是内政的问题，亡于外是军力的问题，两者有相关性，但又有根本的不同，不能够牵扯在一起，不然历史就看不清楚了。
这种治乱循环，放到资本主义时代，换一个名字，比作经济危机，也就通了。
周朝有天下八百年，最终秦灭六国而代周。周之八百年，虽有春秋战国之衰，却没有表现出这种治乱循环来，或许可以认为，治乱循环是大一统的特点，而不是家天下的特点。
当然，这不等于说家天下强于大一统，因为更可能的是，家天下发展不到治而后乱的程度。家天下的上限，大约等于大一统治乱循环的下限。
在这套话语体系之下，资本主义就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下一个朝代，都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为内部主要矛盾的历史时期，大同之世依然遥不可期。改革朝政，去追求什么资本主义社会，让资本家掌权就无从谈起。改革措施，与此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