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徐平记得他前世整套的工业技术，完全可以提前几十年做王安石变法的事。农村分田之后实行保甲法，利用工农业剪刀差，最快的速度发展工业。到徐平年迈的时候，说不定就可以开始星辰大海了。出去殖民的收益，极大可能比不上集中精力发展中国本土的收益。那样的结果，就是在中国建了个地上神国，其他地方全是原料产地。把经济的大部分收归官有，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制度和思想上的阻力。
当文明大潮冲击全世界的时候，会让很多人产生错觉，以为全世界所有地方的发展进程都是一样的。蒙古人打下了亚欧大陆的绝大部分土地，当时很有可能，大多数人也认为他们那一套奴隶代理制能够千秋万代。实际上只有几百年，这一切便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用封建社会指代一个历史时期，来分析历史，应该是大致准确的。但那要封建是真的封建，像中国这种，从秦朝之后便就告别封建，必然是另一种形态，另一种进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生产力是相对的，与人的欲望有关，而不是绝对的。欧洲人认为历史有一个明确终点，是他们一神制文明的惯性，只是他们那样认为而已。
王安石提出的意见让徐平诧异，是因为他现在的看法跟历史上学来的不同。他提出这种意见来，就说明这个时候他的思想跟司马光那些人没有什么差别。徐平不知道，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王安石后来的思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想来想去，徐平决定给王安石回一封信。
这种思想，要从春秋时期的齐国名相管仲说起。当然有可能可以上溯到更加久远的时间，徐平说不清楚，也没有必要。思想发端付诸行动从管仲，到百里奚，再到桑弘羊，汉武帝时的盐铁法最终大成。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掌控天下，朝廷要执国柄。盐铁不只是对特定商品的专卖制度，而是为了让政权掌握经济命脉，由政权直接掌握一部分经济活动。
国进民退，国退民进，徐平前世经常听到的这一句话，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讲了两千年。从洋人的制度出发来发议论完全不得要领，这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即政权要想稳定则要掌控天下权柄。盐铁握经济权柄，察举制和科举制握文化权柄，唯一的问题是还没有找到握军事权柄的办法。征兵制和府兵制都因各种原因难以为继，新的军事制度不能解决问题，最终成了禁军的各种怪象。军制改革，说穿了，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将校培养制度，由政权握住军事权柄，从而可以放手发展军事力量。
为什么要把一部官府掌握的经济实体放到社会上？因为政权只要握柄即可，全部掌控超出了实际能力，不能够推动生产发展。王安石的变法证明了这一点，他从最开始的想让朝廷掌控工商业和金融业，从而推动发展，最后变成只求掌控，不求发展。
各州县都要保留一定比例的官营经济成分，就是要让朝廷握住经济权柄，能够主导经济发展，而不要反过来被经济操控。当经济繁荣过去，面临困难的时候，再利用这个权柄把社会的经济实体收到官营来，利用官方利量推动生产发展，带动下一轮繁荣。
天命不在，治乱循环极大影响政权的合法性，那么政权就要操控治乱循环，而不能被动面对。要操控就要有一个把手，这个把手就是从盐铁论发展起来的官营经济。
王安石刚刚开始在地方做官，还没有机会进入朝廷中央衙门，还做不到从全局来看待经济问题。他现在的看法，还是传统的与民争利，利不在民则在官的看法。
盐铁论一直有支持的一派，也同样有反对的一派。历史上的极端情况，便就是到王安石变法，尽收天下经济权柄入朝廷。他的思想被抛弃，宋朝之后的政权放弃了盐铁，财政主要依靠赋税收入，后果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面临社会危机，政权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经济能力，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天下大乱。
经济的生产和分配，说到底还是生产满足人民欲望的问题，眼前的和长远的。政治就是顺民意，从民欲，其他一切都只是工具和手段，当作信仰就本末倒置。
政权要治理天下，就要执国柄。如果失去了抓手，太阿倒持，后果不堪设想。税赋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效率远不能与直接执经济权柄相比。
经济、军事和文化思想，政权持此三柄，便就把握住了天下大势，很难撼动。而后才能够从容施政，示公义于天下，得天下民心，建立起牢固的认同感。
根据自己的经历，徐平再回头看历史上的王安石改革，从记住的几条主要内容，便就看出他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三者的重要性。只是现在他还没有成长起来，再一个性格和经历的原因爱走极端，徐平不介意自己主动引导他。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