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国家大事，军队是国之重器，岂容几个野心家当成自己搏封侯夺富贵的工具。兵哪怕当一辈子，也只是穿着戎装的民，而不是脱离于社会，与国家和民族无关的一群世袭之人。兵民一体，只有在这个逻辑之下，战功封侯才荣耀。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中原陆沉，巨大的军事打击之下汉人的军事传统丧失。如果说天下有文武二德，则自那个时候起，汉人已失天下武德。
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不可能是简单的汉化，单向何谈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间，有胡人的汉化，同样也有汉人的胡化，同时还伴随着反对的思潮和行动。这种军事传统和政治结构的形成，便就是在各族势力、文化、利益等方方面面的交流与碰撞中完成的。
说这种军事传统带着胡风，不是说他就是鲜卑人带着来中原的，而是在入主中原之后发展出来的。这里面有胡人风俗，自然也有汉人贡献，特别是北地世家大族和汉族文人。
小时候看电影，坐下之后问大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小孩子需要用这种思维来认识世界。但面对滚滚历史洪流，还要用这种思维，硬要从里面找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来，就只能是自欺了。
如果把汉人和主动汉化的胡人统一称为汉人，把胡人和主动胡化的汉人称为胡人，那么在这个交流、融合、碰撞的过程中，胡人提供了军事实践，汉人文人建立了理论基础。
当然这是指一个大概，军事理论也有胡人功劳，汉人同样参与了实践。
理论是依据于实践而生，从属于实践，从而指导实践。认为天生就有一个真理，你只要能够找出来，便就天下太平了，中国人没有这种文化传统。天道有常，而世事无常。天道虽有常，却无法捉摸，只有无常的事，才能够提供你去理解天道的途径。
首先是新的军事实践代替了以前传统的军事实践，才产生了新的理论体系。
在徐平前世，有很多有文化的人，一谈军事，必是开口亚历山大，闭口拿破仑。如果你问他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他会一脸不屑地弊夷：“垃圾，有什么好讨论的？”
打败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败了，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结果。勇敢者努力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上路。而懦弱者，则从此就站不起来，趴在胜者的脚下。
当年中原陆沉后，也同样有大量的汉族文人像后来谈论亚历山大、拿破仑一样，谈论着杀进中原的胡人将领。不知道因何而败，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如何去取胜。然而终究还是要一条出路，那只好从敌人那里去学习了。
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印记，带着自己文化里的基因，再去学习，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学习。如果把模仿当作学习，看见敌人这样做了，所以打败我了，我只要也这样做就可以了。这不是学习，这只是动物的应激反应，最多带了一点人类模仿的智慧。
历史的进程总是由一对又一对的矛盾构成，哪个方面，哪种矛盾是主要的，是认识历史首先要搞楚清的。天下大事不是只有战争，但是在战争里，不管是理论和实践，汉化和胡风却是一对主要矛盾。这里的胡风不是说禁军集团依然是胡人，他们是汉人，进入中原的胡族汉化已经完成。或者换一种说法更贴切，因为还带有胡风，继续汉化还是反对汉化是此时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主要矛盾。
历史大势当中，不要用小孩子的思维非要找出好人坏人来，而是认识实践，抓住主要矛盾。徐平是认为禁军集团这个整体是阻挡他更进一步的敌人，但禁军里的每个个体，每一个人，不管是将校还是士卒，徐平并无成见。
任福忠勇奋战而死，徐平给以最高殊荣，致以最大的敬意，并不会因为他是禁军看低了他。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禁军整体是敌人，但禁军中的某些将领有可能是盟友。即使不是盟友，他尽了自己的职责，做出了自己的牺牲，依然可敬。
韩长鸾是北齐后主高纬的权臣，是个胡化的汉人，他和他的同伴最喜欢说的话，是：“狗汉大不可耐，惟需杀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