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说道后来已是和颜悦色，只想让冯小戥明白洋人的可怕，洋人的枪口不是用信仰和勇气便可以堵住。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剧，薄海惊心。深知洋人厉害的宋教仁，知道李鸿章的遗奏没有一点的夸张。
冯小戥瞪着通红的双眼，一点也没有听进宋教仁苦口婆心的劝戒，张口便要反驳。
卖报纸回来的黄兴，看他们两人堵着满春茶园的门口争论，汤化龙，蔡辅卿也都冷眼旁观。黄兴过来便打断欲开口反驳的冯小戥，低喝道：“堵在茶园门口献宝啊？都给我进去在说。”
黄兴身为同盟会的二把手，此刻也只有他训斥着两人。一行人走进满春茶园，登上三楼临江的雅间。满春茶园三楼的雅间，和洋人高级会所，沙龙一样，在汉口都是有名有姓的大人物才能去的地方。
飞檐下挂着精致的铜铃轻响着的声音依旧悦耳，汉水的江面已经恢复战后的平静，一艘艘风帆不时划过。只在对岸汉阳才能看到当日惨烈的战况，断为半截的古树被烧得漆黑，岸边还留下许多被重炮炸出的深坑。
宋教仁坐在窗边中间的位置，冯小戥也跟了过去，他今天非要论个明白。他坐下便说道：“宋先生，你担心的无非便是洋人的军事力量。你现在完全不用担心，洋人布置在汉口的军舰，全部沉在汉水。洋人失去军事力量的支持，他们拥有的特权甚至对虚弱的中国也不能维持下去。”
军事力量使洋人在华开创的事业成为现实，它在中国国土、河流和沿海水域的不断部署，象征性地，有时实际上，构成了作为形式上正当的外交措施后面的有力支持，这些措施不断地被运用，以维护外国人的条约权利和确保他们人身和财产的安全。炮舰在内河和条约港口以及更大的海军船只在中国沿海的存在，是根据1858年天津条约第52款的一种很带随意性的解释，这一款说：“英国师船，别无他意，或因捕盗驶入中国，无论何口……”
宋教仁一声轻笑，笑冯小戥的傲慢和自大。汉口一场小小的胜利，并没有伤到洋人在华的实力。对于这些年轻的革命者，他愿意给予细心的指导，帮他分析洋人在华的军事实力。
1896年，停泊在中国的英国海军的总吨数达59000吨，
俄国的吨数接近此数，法国28000吨，德国23000吨，美国18000吨。
1908年，“英国皇家分遣舰队”的总吨数达到70000吨；有舰只33艘，其中装甲巡洋舰4艘，二级巡洋舰2艘，其他27艘较小的舰只包括内河的炮舰。
使用或至少是威胁要使用外国炮舰的行动，在19世纪后半期时有发生的“教案”中，是常见的现象。1900年英国的炮舰首次驶至重庆。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初期，法国人的海军舰只对长江上游进行开拓性的勘察，以寻求从他们在云南的铁路扩大贸易的路线。德国人在鄱阳湖周围活动，这引起了认为长江流域是其专有禁区的英国人的很大不安。在19世纪末，作为租借地割让的海军战略基地——青岛、旅顺、广州湾、威海卫——使外国巡洋舰和战列舰能够定期到中国水域。
在1903年，美国与英国不同，没有保持一支定期驻于长江关键地点的炮舰舰队。也许是每年一次，亚洲舰队偶尔派出的舰只在航道上来回行驶。美国的长江巡逻队——从1908年至1919年，正式为太平洋舰队第三中队的第二分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旧式炮舰6至8艘，而当时英国人驾驶着15艘新式炮舰。民国早期的巡逻大部分是例行性的，水兵们最渴望的就是上岸。但是舰只停泊在那里是“为了维持江河的治安”，而且无疑地是出于缔约列强保持它们利益的愿望。
外国士兵和警察卫队，在20世纪初期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更惹人注目。在几个租界内，城市警察力量和国际民团（“商团”）发展起来了。上海的商团是最大的一支，在1910年有59名军官（主要是英国人）和约1000名士兵（一半为英国人，其余的分属15个国籍的连队）。1898年从中国夺得的租借地以及后来1901年列强强加的辛丑和约，形成了永久性的和更大的军事存在。
根据这一和约，列强可以在北京保持武装分队（“使馆区卫队”），占有从北京至海的铁路沿线的关键地点，并在天津驻军，而把中国军队排除在这个城市之外。驻于威海卫和广州湾的英、法部队为数甚少，但德国在青岛的分队和海军分遣队的总人数有23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