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戥从人群中走出来，身上镶着闪烁的日光，是如此的年轻。一直隐藏的少年老成突然初露锋芒，站在这群老朽之间如此的与众不同。他的话语之间，更是绰绰逼人。
汤化龙和蔡辅卿等人非常有默契的传递眼色，个个都闭紧了嘴巴。
宋教仁早知道汉口革命党人激进，正面碰上，还是忍不住要惊讶。“谁不想打倒帝国主义？可这事情只能暗地里策划，有谁像你们汉口革命党人这样大张旗鼓叫嚣，唯恐天下人不知的。政治没有永远的敌人，帝国主义列强也有同情革命的派系。”
人民日报发表了许多民族主义宣言式的文章，引起洋人强烈的反感和恐慌。列强政府正对海外同盟会的机构施加压力，中部同盟会总部在上海同样受到洋人的压力。同盟会虽然也痛恨帝国主义，但也相信帝国主义也有同情革命的存在。所以他们希望着，希望能与列强和平相处。
孙中山先生等同盟会党人皆对洋人抱有幻想，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先生迟迟没有归国，便是为寻求西方列强的支持，他曾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按当时各国情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则取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而对于革命则尚无成见，而美国舆论则大表同情于我。法国则政府、民间之对于革命皆有好意。英国则0民间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对中国政策，
则惟日本之马首是瞻。德、俄两国当时之趋势，则多倾向于清政府；而吾党之与彼政府民间皆向少交际，故其政策无法转移。惟日本则与中国最亲切，而其民间志士不独表同情于我，且尚有舍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针实在不可测，按之往事，彼曾一次逐予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陆，则其对于中国之革命事业可知；但以庚子条约之后，彼一国不能在中国单独自由行动。要而言之，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
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0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0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倘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予于是乃启程赴纽约，觅船渡英。”
可是辛亥革命的复杂程度，远超西方资产民族革命，一百年过去了，也没有个定论。孙中山先生以纯粹的西方式思维思考辛亥革命，才做出了这个注定徒劳无功的选择。
“幻想着洋人的同情，是一个没有自信的革命者，无能的痴心妄想。共和，民主不是靠洋人的同情得来，是同志们的鲜血铸就。”冯小戥与宋教仁怒目而视，这些年轻的革命党人却没有这么多的顾虑，他们锐意进取。在李想的影响下，早对洋人失去幻想。他愤怒的继续说道：“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还不足以使你们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宋教仁亦愤怒不已，也不顾当众街上而反唇相机，“你们汉口革命党人连对抗北洋军的实力都没有，又挑起与洋人的战争，是不智，是把中国革命推相绝路。太平天国时期出了一个戈登，今天帝国主义便可以制造第二个戈登。”
宋教仁此言完全是出于爱国心的恐惧，即担心汉口的混乱会招来外国的干涉，甚至已经招来外国的干涉。李想收回汉口租界和关税，外国以此为借口，参与征收中国其余几个港口的关税的程度大大增加。
宋教仁想起昨天午夜收到上海中部同盟会总部的电报，又道：“上海租界英法两国的特派员一夜之间，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上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同盟会的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取。因为汉口的事情，使同盟会在资金运转上，都被洋人银行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