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全等奏云：“窃自川乱未平，鄂难继作，将士携贰，官吏逃亡，鹤唳风声，警闻四播，沿江各省，处处戒严。朝廷分饬荫昌、萨镇冰，统率军队，水陆并进，并召用袁世凯、岑春煊总督川鄂，剿抚兼施，其烦圣明南顾之忧者亦至矣。而民之讹言，日甚一日，或谓某处兵变，或谓某处匪作，其故由于沿江枭盗本多，加之本年水灾，横连数省，失所之民，穷而思乱，止无可止，防不胜防，沸羹之势将成，曲突之谋已晚。论者佥谓缓急之图，必须标本兼治。治标之法，曰剿曰抚；治本之法，不外同民好恶，实行宪政。臣亦曾以是概要，上陈明听。顾臣等今日广征舆论，体察情形，标本之治，无事分途，但得治本有方，即治标可以一贯。臣等受国厚恩，忝膺疆寄，国危至此，无可讳饰，谨更披沥为我皇上陈之：自内政不修，外交失策，民生日蹙，国耻日深，于是海内人士，愁愤之气，雷动雾结，而政治革命之论出。一闻先皇帝颁布立宪之诏，和平者固企踵而望治理，激烈者亦降心而待化成。虽有时因外侮之侵陵，不无忧危之陈请，然其原本忠爱，别无贰心，已为朝廷所矜谅。惟是筹备宪政以来，立法施令，名实既不尽符，而内阁成立以后，行政用人，举措尤多失当，在当局或亦有操纵为用之思，在人民但见有权利不平之迹。志士由此灰心，奸邻从而煽动，于是政治革命之说，一变而为种族革命之狂，而蓄祸乃烈矣。积此恶感，腾为谬说，愚民易惑，和者日多。今若行治标之法，必先用剿，然安徽、广东之事，既再见三见，前仆后起，愍不畏死。此次武昌之变，督臣瑞澂夙抱公忠，其事前防范，何尝不密，临时之戒备，何尝不严，而皆变生仓卒，溃若决川，恃将而将有异心，恃兵而兵不用命，即使大兵云集，聚党而歼，而已见之患易除，方来之患仍伏，有形之法可按，无形之法难施，以朝廷而屡用威于人民，则威亵，用威而万一有损，则威尤亵，是剿有时而穷。继剿而抚，惟有宽典好言，宽典则启其玩，好言则近于虚，纵可安反侧于一时，终难导人心于大顺。况自息借商款昭信股票等事，失信于人民者，已非一端，今欲对积疑怀贰之徒，而矢以皎日丹青之信，则信已亵，不信而有违言，则信尤亵，是抚亦有时而穷。故臣等之愚，必先加意于治本。盖治病必察其脉，导水必溯其源。种族革命之谬说，既由政治革命而变成，必能餍其希望政治之心，乃能泯其歧视种族之见，然苟无事实之施行，仍不足昭涣号之大信。今舆论所集，如亲贵不宜组织内阁，如阁臣应负完全责任，既已万口一声。即此次酿乱之人，亦为天下人民所共指目，拟请宸衷独断，上绍祖宗之成法，旁师列国之良规，先将现任亲贵内阁解职，特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庶永保皇族之尊严，不至当政锋之冲突，其酿乱首祸之人，并请明降谕旨，予以处分，以谢天下。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庶簧鼓如流之说，借口无资，潢池盗弄之兵，回心而释，用剿易散，用抚易安。否则伏莽消息其机牙，强敌徘徊于堂奥，民气嚣而不能遽靖，人心涣而不能遽收，眉睫之祸，势已燎原，膏肓之疾，医将束手，虽以袁世凯、岑春煊之威望夙著，恐亦穷于措施，微论臣等。臣等亦知急迫之言，非朝廷所乐闻，然区区血忱，实念国步艰难之甚，民情趋向所归，既无名誉可沽，惟有颠阝齐是惧，是以甘冒斧钺，不遑顾忌，如尚不蒙圣明垂察，则罪戾滋重，惟有恳恩立予罢斥，敬避贤路，免误国家，臣等不胜激切屏营待罪之至。”
此次程德全等电奏，留中不发，原奏当时未见，后吴县杨廷栋于民国四年将底稿装成卷轴，知是南通州张謇手笔。可见当时，张骞的影响力，还有全国立宪会人物一开始就期盼袁世凯掌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