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心内连汪精卫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齐，心中此时只能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却摆出从容不迫的神态，努力端着这个架子不倒，微笑道：“我对小说是门外汉，那会有什么卓论高见。我只知道小说也是文学的一部分，小说应该是属于人民大众的文学，最好是白话文！作为时代的呐喊，应该喊出民族崛起的先声，唤醒沉睡的民众。此番管见，谅要贻笑方家呢！”
白话文？这里每个人都是满腹才学，那个人写文章不是用文言？李想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如不是李想早有名篇传世，估计这些人都要逼视他。
恩晓峰动容道：“李大帅比掀起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先生还要大胆，既透露出一种深刻的革命理念，又是见解独特，岂是外行人的说话。”
“哪里，哪里。”李想嘴上说得谦虚，但是一脸得意怎么也掩饰不了。
汪精卫哈哈笑道：“当今小说界创作领域出现了一大批谴责现实黑暗的小说，可以说是影响巨大。李大帅可有涉猎？”
汪精卫说的应该就是当时的四大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和《孽海花》。李想心里一阵窃喜，这些小说他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这些小说的出现，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中日战争后国家和民族危机愈加深重，广大群众对腐朽无能的清王朝已感到无望，纷纷想寻找国家积弱的原因。当时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受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封建士大夫“翻然思改革”，开展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改良政治运动，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一个改良运动。当时人们把小说看作是暴露社会黑暗、宣传新思想的有力武器。于是，大批的谴责小说便应运而生。
“看过不少。”李想自信的一笑道，“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就是其中的代表，全书共六十回，由许多相对独立的短篇蝉联而成。作者着力描写满廷贪污腐化和媚外卖国的丑态，以及他们对人民的残酷迫害。小说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封建官僚，上自军机大臣，下至州县杂佐，虽然他们的地位有高低，权势有大小，手段有不同，但都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他们的信条是“千里做官只为财”，“遍天底下买卖，只有做官的利钱最好”。官场成了商场，官吏成了市侩。朝廷公开卖官鬻爵，外省也大肆买卖差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出卖矿产，吞没赈款，克扣军饷，贩卖人口，甚至借做生日、办喜事来捞一把，真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为了保住职位，有得官把亲生女儿送给好色的顶头上司去糟蹋…………”
“竟然有这样的父亲？”严珊珊气呼呼的说道。
汪精卫虽然看李疯子非常不顺眼，但也必须承认他博学。他笑笑，就着说道：“有的官员为怕丁忧去职，兴国州试用知州王柏诚死了父亲匿丧不报，无耻地给手下的师爷们下跪，请他们帮助隐瞒；为了替丈夫升官打通门路，瞿耐庵的老婆千方百计拜端制台的十七、八岁的丫头做干娘。”
恩晓峰点头，这些官场故事他一点也不陌生，说道：“那些口口声声恪守孔孟之道的道学家们，也同样嗜钱如命。浙江署理抚台傅理堂，装做廉洁奉公的样子，头上的顶戴是旧的，身上的衣服打了补丁。到任后，全省大小官员不得不顺着他穿破衣服，一时都成了“叫花子”，但暗地里他却受贿卖缺，当了一次副钦差，就赚了几十两银子。小说写胡华若的花天酒地，纵兵烧掠，读来莫不令人发指！当胡统钦（胡华若）得悉要他去浙江严州“剿匪”后，十分害怕，唯恐送命，但又不敢不去，于是他带着随员和军队一路耽搁，花天酒地。后打听得严州已没有什么“匪”了，他竟又扬扬得意，想借“剿匪”来邀功，最后也赚得个“破格保奏”。这些官吏贪赃枉法，残害人民，作威作福；但在洋人面前却柔若无骨，卑躬屈节，表现出一副十足的奴才相。五十三回文制台接见洋人的姿态可说是可鄙又可恨的丑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