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站在临时搭建讲台上，上海的冬天寒冷中带着阴湿，冷的刺骨，但是张园的千人会场却是热烈之极。议论这即将开始的北伐，他们就有抑制不住的兴奋，不断沸腾的血液。
陈其美用力挥了好几下手，场面才安静下来。
“革命军虽然不是很强大，但不能不坚持革命党人的理想和信念，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的历史上的责任。”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尽管表面上的尊严被瘟疫，灾荒，侵略和残忍行为荡涤殆尽；尽管古老的文化被崭新的革命理论所窒息，但大多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里面，一直隐藏着一种过分的民族优越感。这种优越感遗传所致，什么东西也不能把它剔除掉。
只是简短的两句话，现场完全安静下来。
或许有人会想起《大汉报》近日发表的社评《瞻望湖北胜利》。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光复南京战役以后，三个月来各线无大战事。这战况的沉闷，在敌人方面，照例是在整理补充，以准备下一次的攻势；在我们方面，也是在观察敌人的动向，针对敌人的企图，以从事新的部署。就在这夹缝中间，传来湖北胜利的捷音。自上月20日以来，我军在湖北发动了大规模的运动战。武胜关、大悟、孝昌同时发动反攻，铁路到处被破坏，同时千家岭报捷。斩获既多，并克复了重要据点，尤以武胜关的克复为最。据报，京汉铁路已被我军彻底破坏，所有铁路桥段全部炸毁。敌军发言人曾承认我军此次出动规模之大，并承认京汉铁路破坏之巨，无奈宣布撤离占领之汉口。这个攻势，方在发动，已凌厉无前，收获佳果；而三军用命，人人奋勇，攻势正猛，战果必仍将扩大。湖北的胜利方在开始，而在全局上的意义尤其重大，试略言之。
《大陆报》的社评《学习湖北胜利的光荣模范》中是这样写的：
“我们认为湖北胜利是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的。湖北我军出击之日，正是南北议和声浪高涨，革命前途遇阻之时。我军以胜利的出击回答敌寇之火烧孝感汉口两城惨暴兽行，为被难同胞雪恨，反对求和之软弱行径。敌之继续不断地向我抛出议和之表象，主要的目标乃在使我大后方造成假和平的空气，动摇人心，沮丧士气，藉以达到政治上的进攻，打击我国民革命意志。湖北胜利粉碎了敌寇这种阴谋，坚定了全国的革命意志，而使一般动摇妥协分子无从得逞。”
李想新华社办的《人民日报》上所发的评论文章更是无所计数。
在一心盼望和议的同盟会大人物的眼里，这些文章简直就是对他们的嘲讽。
如今想起来，在座的这么多人，也有觉得面红耳赤的。
陈其美语气悲壮地宣称：“沪军政府对于组织北伐事宜，已确定始终一贯的立场和方针。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为革命战斗之责任。”
北伐决心已下，但陈其美心里丝毫没有轻松和振奋的感觉。他面对的北洋军毕竟很强大，陆军是被洋人称赞的强军，号称可与东邻日本一争长短，足以使其跻身当时的世界前列。面对这样的对手，陈其美难免发怵。
而且江浙两地反对北伐的势力也非常强大，都是掌握地方财政的实力派。但李疯子把这股风潮鼓荡而起，如一股不可抗拒的革命洪流，他们同盟会不北伐也没办法领导革命了，他们没有选择，因而只能如此，哪怕做个样子。
同盟会内部也达成一致，认为可以把北伐当成促进议和的一种手段，也许能够达到逼迫袁世凯加快反正的脚步的目的。
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最是热心，他慷慨陈词道：“南北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北伐更是不可拖延。北伐之师，我军愿当急先锋。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
但姚雨平毕竟只是个三千粤军的司令，而且同盟会也是另有打算。
陈其美说道：“今日大会在于选举北伐联合会正副会长和司令，然后通电全国，等各省北伐军代表到齐之后再统一军制。之后再议出军北伐的具体战略。”
“再议，再议！”姚雨平再也忍不住了：“此时应作坚决北伐之打算。若陈督觉得目前处境不便，请回你的都督府，以安人心。北伐之责任姚某可担也。某决以死赴之，不敢推托！”
姚雨平的话刚落地，张园立刻炸开锅似的哄闹起来。
“姚雨平，凭你三千叫花子似的粤军，也敢出此狂言！”
“过了长江，冻也把你们冻死！”
“呸！一群怂包！”
吵吵闹闹的，差点打起来。
张园会议最后只是推选程德全为会长，章驾时为副会长，朱芸为司令。姚雨平什么也没得到。北伐联合会致电各省都督，通知该会成立，并请将各省北伐之师电告，以便统一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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