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电云：“北京袁大总统鉴：文于去年北上，与公握手言欢，闻公谆谆以人民国家为念，以一日在职为苦。文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此言非仅对公言之，且对国民言之。自是以来，虽激昂之士，于公时有责言，文之初衷未尝少易。何图宋案发生以来，证据宣布，愕然出诸意外，不料公言与行违至于如此，既愤且懑；而公更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民军，荷戈而起，众口一辞，集于公之一身。意公此时，必以平乱为言，故无论东南军民，未叛国家，未扰秩序，不得云乱；即使曰乱，而酿乱者谁？公于天下后世亦无以自解。公之左右陷公于不义，致有今日，此时必且劝公乘此一逞，树威雪愤。此但自为计，固未为国民计，为公计也。清帝辞位，公举其谋，清帝不忍人民涂炭，公宁忍之？公果欲一战成事，宜用于效忠清帝之时，不宜用于此时也。说者谓公虽欲引退，而部下牵掣，终不能决，然人各有所难，文当日辞职，推荐公于国民，固有人责言，谓文知徇北军之意，而不知顾十七省人民之付托，文于彼时，屹不为动。人之进退，绰有余裕，若谓为人牵掣，不能自由，苟非托辞，即为自表无能，公必不尔也。为公仆者，受国民反对，犹当引退，况于国民以死相拚！杀一无辜以得天下，犹不可为，况流天下之血以从一己之欲！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出处光明，于公何憾！公能行此，文必力劝东南军民，易恶感为善意，不使公怀骑虎之虑；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谨为最后之忠告，惟裁鉴之！”
孙中山同时发出通电一道，略云：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各军、师、旅长鉴：江西事起，南京各处以次响应，一致以讨袁为标帜……大势至此，全国流血之祸系于袁氏之一身，闻袁氏决以兵力对待，是无论胜败，而生民涂炭，必不可免。……使袁氏果而出此，非惟贻民国之祸，亦且腾各国之笑。……袁不宜借口部下之拥戴，而拒东南人民之要求，可断言矣。诸公维持民国，为人民所攸赖，当此人民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劝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倘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人民，以成一己之业，想诸公亦必不容此祸魁！文于此时，亦惟有从国民之后，义不返顾。”
……
北京。
中南海，海宴堂。袁世凯在这里依常例召开军事会议。
袁世凯把孙大炮的两封几千字的长长的电报丢在废纸篓，却对李想短短三十五个字的电报反复研读。
此时，北洋将领们侃侃而谈，表现对南方战争前景的乐观估计令袁世凯感到吃惊。
陆军总长段祺瑞得意的道：“目前发生在江西，安徽的战争，所剩下的仅仅是一些必须加以钳制的游散目标而已，战争实际上已经获胜。在整个南方的匪军，大规模的抵抗都会在入冬以前内结束。”
“关于李疯子介入的可能性，有什么看法吗？”袁世凯放下李想的那封电报，若无其事的询问道。
之前已经有李纯以及雷震春判断介入可能性为零的报告。
段祺瑞觉得他们的报告和自己意见一致，就说道：“可能性很小。如果李疯子和李烈钧联合举兵，或者他在南方举办之初就进行干涉的话，那将是决定性的。我们已不再担心他们参战。我们已不再卑躬屈膝。鄂军号称有三十万部队，其中部署在潼关和武胜关的大概不会超过四万人。他们刚刚结束新疆和青藏的战争，更多部队还留在荒漠边关，最多只有两至三万人可以出关，这点人马出关，还不是找死？现在我们的海军在长江有基地，如果鄂军南下到江西，那一定会遭受极为惨重的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