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余奉告诸君当放大眼光从中国全局着眼，断不可沾沾于一党关系，亦不能硬以平和时代政党更迭消长成例适用于今日危急存亡之中国。总须大家破除成见，协力同心，共同建设，为国务员者以热心任事为主，须有自信力，万不可轻听局外褒贬，以为进退；为议员、为国民者当体当局者之苦衷，力与维持，不宜以党派意见拘束而牵制之，使其无发展之余地，如是则中华民国庶有完全之日乎？此外尚有为诸君告者：须知组织内阁大非易事，《约法》上定明大总统任免国务员，须得参议员同意，然一经参议院不同意，则名誉丧失，人亦苦轻于尝试。前次余约梁如浩为交通总长，南京参议院不同意。梁之为人舆论如何，余姑不问，自余观之，则外交极为熟悉。办事亦至周密。其后余虽以个人名义请其到京辅助，而梁均不肯，后经余数次电催，始于日前到京，然对余宣言，万不能再任国务。当世贤才，然标怵于危局无惜，或又均以梁氏为戒，不任国务；或并北京亦视为畏途。故予深愿参议院诸君能知此中为难情形，断不可使人人短气也。
《临时约法》特设总理，大总统不负责任，然以予观之，不负责任者亦有大小区别。譬之商店，国民如东家，大总统如领东，国务员如掌柜，商业之计划布置，银钱货物之经理出入，固掌柜责任，然苟掌柜不得其人，驯至商业失败，濒于破产，则领东不能不负责，东家亦不能为领东宽。现在国务员当行政之冲要，一国政务罔不赖其筹划，政务得失自属国务员之责成。然苟国务员失职，驯至国随以亡，或虽不亡，而至于不可救药，则大总统究能不负责任否？国民能不责备大总统否？”
袁世凯的谈话明明白白的表示他反对政党内阁，同时这时他已决定由陆徵祥为国务总理了。
……
北京同盟会举行职员会讨论组织内阁问题。
蔡元培提议道：“如果袁世凯宣布陆徵祥为国务总理，同盟会各国务员应全行退职，以示本会主张纯粹政党内阁之意见。”
“我不同意！”刘揆一首表反对：“以为本会在北京已属势力薄弱，若国务员退出则将来内阁消息亦难闻问，前途殊多滞碍。”
宋教仁则很坚决，他说道：“此次国务院改组，本人向主张纯粹政党内阁；至他党组织，本会各员退出，本人早已发表，刻即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决辞职；即本会同志必不赞成，则余即出党亦可，决不使自己主张之宗旨致相矛盾也。”
经热烈讨论后，赞同宋教仁的提议，决定同意陆徵祥出任国务总理，惟同盟会会员加入内阁者即开除党籍。
但是宋教仁的这个态度，被有些人误会，以为他除了当国务总理外，连同盟会的同志参加内阁都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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