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战后世界和平民主潮流高涨，中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强烈，北洋内部反袁世凯，反内战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国统区经济上的严重困难，特别是人民革命力量的空前壮大和袁世凯的内战兵力远在北方难于短时间部署到位等客观事实，同其既定的“内战”方针相对立，这又使得袁世凯顾虑重重。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的矛盾心理驱使袁世凯一试“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反革命策略。因此在重庆谈判开始，他曾确定。……政治上极度宽容，军事上不稍迁就的谈判方针。”
此次，袁世凯邀请李想赴北京参加和平谈判，他的如意算盘是企图利用和谈来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有利于嫁祸内战责任于国民党。如果李想不来重庆，就可以给国民党安上个拒绝和谈、蓄意内战的罪名，将战争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使自己处于有利的政治地位（有实力自信李疯子本人是不敢冒险赴京的）；如果袁世凯真的冒险来了，就让给国民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其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剿灭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就易如反掌。二是有利于赢得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时间。如果李疯子赴京和谈，可以用谈判来取得调兵遣将的必需时间，而这些时间对于军力远远超出国民党军队的北洋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
朱而典决定飞往武汉，察看动静。行前同袁世凯密商道：“如果连我去都不能把李想请来，大总统便可以对外宣布，说国民党对和平没有诚意，应用军令、政令加以讨伐。但如果李想来了，那大总统千万要告诫部下，不得胡来。否则徒逞一时之快，反惹起全世界舆论的抨击，或者更使国民党和革命军愤激，那我们太不合算了。”
“你放心。”袁世凯道：“朱而典大使，我懂得。”
朱而典满意的点点头。
“如果李想肯来，”袁世凯想了一下，又道：“你一定要早点通知我们，以便我们早做准备。”
……
一架带有英军标志的飞机在龟蛇锁大江的武汉三镇的上空盘旋。
武汉的机场绝对是远东数一数二的规模，驾驶飞机的英军飞行员很快就发现了那个“机场”，并且迅速地俯冲下去。
英军飞行员此刻的行动如同一次氛围奇特的飞行表演。
林动正好在机场，准备回江西。当他得知走下飞机的外国人是朱而典时，立即招来一个步兵连作为临时仪仗队。六十一岁的朱而典“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接受步兵连的检阅，“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口号”。这一情景令急忙赶来欢迎他的国民党的领导人不禁“瞠目结舌”。
武汉，已从一个普通的地名，变成了一个含义复杂的政治词汇。武汉指挥的武装力量遍布整个中国，人数已达六十三万之众。――在某种程度上讲，这里就是一个“国家”，尽管袁世凯从来没有承认过其合法性。
中外记者们发现，国民党人在这片土地上所创造的一切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意外和新奇纷至沓来。
李大帅宴请了他们，并和他们一起欣赏了艺术家们演唱的《同盟国进行曲》和《义勇军进行曲》。
被北洋军御用报刊描绘成“匪首”的鄂区国民党领袖李想性情温和，除了不断地吸烟之外，这个拿破仑个子短头发的南方人，举止从容不迫、神态安然自得。在回答记者们提出的“南北是选择战争还是和解”这个问题的时候，李想说，国民党人和人民的选择不是内战，而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
中外记者们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上认识了李想。――“在武汉，李想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栽种有法国梧桐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我们在内的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朱而典率领的五国代表观察组虽然被武汉的一个《义勇军进行曲》弄得心惊肉跳，但是《人民日报》刊发的题为《欢迎英法等国观察组的朋友们》的社论，还是让外国人十分高兴。社论不但说朱而典率领的观察组到达武汉“是民国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而且据说社论标题中的“朋友们”三个字，是李大帅亲自加上的。
李大帅对随行的英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因为北洋政府依靠英国的大量援助，所以在中国防止内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英国的影响。由于担心一旦欧战结束，北洋军会立即发动内战。
受到友好接待的观察组吃上了武汉生产的面包，而李大帅和武汉军民则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观察组带来的电影。――汽油发电机轰轰作响，银幕上是一个永远走着鸭子步的落魄的美国流浪汉，在流浪汉的身后，是那个距离武汉十分遥远的国度闪闪烁烁的摩登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