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胞们，你们自由了！”李想大手一挥。
金鹰卫一拥而上，割断他们脑后绑在一起的辫子。
他们非常的紧张。他们的身份自从烫上猪仔烙印被送上来殖民地的船上地那一天起，命运就是注定的了。命运陡然之间转了个弯，让他们幸福的有点不知所措了。
在被当成猪仔的这些日子，所有的惊恐、艰辛与牵挂，在这一瞬间都化作激动地泪水畅快涌出。
就连李想的眼眶也湿润了，宋缺站在一旁嚎啕大哭，有时候喜欢到了极致就是悲伤，同胞在海外的悲惨遭遇可以感染任何血性未泯的中国人。
“大人！”
这些被解救的同胞们泣不成声地向李想拜倒。
“都起来！”李想赶紧去搀扶，可是这么多人他一双手又能扶起几个？他大声道：“我同盟会，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我们时刻铭记着这八个字。这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帮助我们自己的同胞。”
他们激动得眼泪横流。
李想拍拍汪精卫的肩膀：“中国可以说不！只看你有没有说不的勇气！”
“可以走了吗？”荷兰官员板着铁青的大脸上前说道。
“ok。”李想朝洋大人打出一个特洋气的手势，又对中华会馆的当事人说道：“我这次来交涉泗水惨案，就是来维护华侨权益……”
“我们知道怎么做。”中华会馆的人抢着道。
“洋大人，请带路。”李想微笑道，又回头道，“来两个……‘猪仔’，我有问题要问。”
泗水街道，有着殖民地港口城市特有的那种拥挤喧嚣和活力。
到处都是济济涌涌的各种肤色的人物，穿着白色夏季制服的各国水手，都歪戴着帽子，在街头上面横冲直撞。白人或混血的警察，穿着短裤，打着白色绑腿，也懒洋洋的四下晃荡。空气当中飘动的是水果混杂在一起的甜香，还有牛奶的味道。到处都是打着赤膊的当地人。当地男子，腰里面多半都配着一把巴冷刀，寒光闪闪的。
周围街道，满满的都是各种店铺，看看招牌幌子，多是华文荷兰文并行。但是大多数都已经大门深锁，华商还在ba市。
当地的土著青年猬集在一个个已经关门的店铺门口，蹲坐在那里，互相传递着手上的烟卷儿，低声的也不知道在用鸟叫一般的土语谈论些什么。
一路上，李想问了许多问题。
“我是被拐子们骗来的！”说话的硬汉地眼眶一红。
所谓骗就是拐子们在招工的幌子下，使尽一切伎俩，诱骗华工。他们要么甜言蜜语，编一些动听的发财故事，极力渲染海峡殖民地的挣钱机会及生活的安逸与舒适，要么给骗者以实惠，不论此应募之劳工提出若何条件，辄信口答允。要么就是将少不更事的青年诱骗进城，介绍他们到赌场、妓馆，及至囊空如洗，再用**、逼迫、强制的手段，使他们沦为猪仔。所谓诈就是掮客们在诱骗不成的情况下，为了那三、四元的中介费，不惜将同乡、熟人以至亲戚邀至茶楼酒馆，待将其灌醉后，使其在不知不觉中在一些莫须有的欠条上画押，结果，总是华工不得不卖身还债，成为猪仔。
掮客们在诱骗、讹诈都不能满足其需要时，便采用最后一招——掠。拐子们在秘密会党势力的保护下，往往几人伏于偏僻处，待猎取对象通过，则突然上前将其击倒，装入布袋，运至“猪仔馆”，从此，家人便不知其死活下落。拐子们这种骗、诈、掠猎取行径被一些史学家称为拐卖劳工三步曲。
更有甚者，一些有势力的秘密会党成员凭借会党的力量，干脆直接在新加坡、马来亚猎取“猪仔”。一般而言，那些自付旅费的自由移民在理论上是不应该受掮客们影响的，但实际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沦落在“猪仔馆”里。其原因在于，新马的秘密会党成员或受掮客雇佣，要受其委托，诱骗抵达新马口岸的自由移民。这些恶棍装扮成向导，诡称为新客们提供帮助，不少自由移民因人地生疏，很快便落入圈套。均属此例。到19世纪晚期，苏门答腊北部的日里及北婆罗的开发，“猪仔”的需求量及利润大增，一些秘密会党分子则干脆在新加坡、槟榔屿诱拐第一期工约已满的“猪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