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想比他们想得多的多，他已经在开始注意提供更多的条件——多得多的条件：“我觉得，群众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主张——不仅仅是说，能够不断地打入他们心坎的一些简单的主张——而且也需要标志和象征，那样才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需要有声有色的大场面，那样才能够唤起他们的热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动，这种行动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够吸引追随者并且使他们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
陈耕基听出他的意思，是有些不放心，但许多话亦不便跟他说，不过既然李想有这话，而且又扯上暴力和恐怖，他说道：“这在南洋要造出多大的风潮巨浪？这算是李帅的计划？那么这一出风雷必惊天下，不能不慎重考虑。”
“事情是有七分把握，不过‘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我想，”李想看着陈耕基说道，“我认为对敌人实行可耻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手段，是必须的，也是有很多把握成功的。”
“不行，不行！”陈耕基摇着手说，“这里是洋人的地盘。”
这一下，事情变得就要重新再谈，这次作为李想副手的汪精卫因为责任太重、总觉得很难有万全之计，方在沉思之际，李想开了口。
“此事要盘马弯弓，有一番做作。”李想说道：“现在必须要将谈判重点逐步转到对海外华工的保护上，这时候就不得不行险一博！”
“啊，啊！”汪精卫恍然大悟，“我懂了。”
“明白我的用意就好。”李想点点头说道，“反荷爱国运动的发起及其进行办法，首先，华侨报纸和国内报纸都不断地刊载要求废除苛刻的‘契约华工制’言论。”
关于契约华工制，早在1880年，荷兰殖民当局以“第133号政府公告”的形式颁布了《苦力条例》（KoeliOrdonnantieVon1880Juli13），其中第八条规定：“劳工私逃或拒绝工作，处以最多三个月的无偿劳役，如果重犯，除监禁外，还处以三至十二个月的强迫劳役。”契约华工受到残酷虐待，动辄被殴，没有丝毫的人身安全保障。华工被暴力鞭打致死者，更是不计其数。
对于经商的华侨，则课以各种苛捐杂税。
星马各种税率之中，中国人要特别加重。如西人一张书台每年只课三元的家私税，中国人非倍至六元不可；西人一间很舒服的洋房子，每年课十元至十五元的屋顶税便了，中国人一间老旧的残屋，非课五十元至一百元不可。而且华人开设商店，经营业务，不必有违犯法律之证据，驻在官得任意命令拆毁或停止之。
华侨的居住通行及侨商的经济活动则受到严格的限制：华人居留地以十里为范围，不得出其圈限外，或与荷人及土人同居处……华人欲之何处，必须请给旅券，至其目的地，限二十四小时内报告地正，否则有罪。华人来往本岛贸易，必领路票，使费之外，仍缴印花银若干；到一处又须挂号，再缴银若干。如一日到三五处，则到处亦须三五次。挂漏查出则重罚。
1804年，荷印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华侨只能以二盘商或三盘商的身份从事贸易活动，将华商限制为当地欧洲大商人与印尼人之间的中介商。
1808年，荷印政府颁布《禁止中国人在农村租赁或拥有土地和对农作物付给贷款的条例》，禁止华侨拥有土地，迫使许多原来务农的贫苦华侨弃农转商，从事小商贩或家庭手工业等个体劳动。
荷印当局还规定华侨不能到荷兰人的游泳池游泳，不能进荷兰人的娱乐场所，甚至不能穿西装。在法庭上，受审的华侨只能蹲着，不准坐下或站立，而且没有上诉的权利。
荷兰人办的学校，只是在有余额的情况下才允许华侨子女入学，而且还必须通晓荷语，交纳昂贵的学费，个别能到荷兰人的学校就读的华侨子女，也备受欺负侮辱。
为了限制华侨自己创办的华侨教育事业发展，荷印殖民政府则制定公布了《取缔私立学校条例》，对华侨学校的创办、管理、经费、教学内容、教员资格、居留等等都规定了严厉苛刻的条件。被荷印殖民当局以“入境时查出新时代教科书”，“教授含有政治意味书籍”，“学生作文有抵触法律”等藉口而停教职并递解出境的华侨教员达３３人。印度尼西亚华文报刊披露，遭荷印政府明令禁止的华文书籍达十二类六百余种之多。
荷印殖民当局所有这些带歧视性和侮辱性的排华反hua措施，使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华侨深受排挤和迫害，这些，必须在报纸上大肆披露宣传。
“其次，”李想慢了一下说，“我想以两月为期，如荷兰不允将苛例废除，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荷货以为抵zhi。最后，立刻终止南洋华工输出，荷印招工须另寻出路。像荷印这样依赖苦力贸易来维持其繁荣的殖民地，一旦华工来源被切断，就会面临危机。你们看如何？”
“好！”汪精卫看了岳父陈耕基，另外两位华领吴世荣和张永福一眼，说道：“李帅陈说办法甚为中肯。”
在座华领无一人不举手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