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建国才多久，湖北，陕西，甘肃，新疆，都明确表示贪污腐败已成为主要危险！这次共查处区级以上党员干部贪污案件531件，坦白和检举出贪污腐败分子20320人。据人民监察委员会的统计，近三个月查处的贪污国家财产案件金额总数达1242万元。”
“这也不能全怪同志们啊。”居正痛心的叹息道：“实在是不法奸商腐蚀革命党人的手段，花样百出，有的简直骇人听闻。听说汉口小康药房经理王康日专门设立了用于拉拢腐蚀官员的“外勤部”，叫人防不胜防。”
李想冷笑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的谆谆告诫，某些同志或许压根儿就没当回事，或许这耳朵眼听那耳朵眼就冒了，自古道“千里做官，为的吃穿”，要不然这官不白当啦！我就听说某些同志的口头禅就是“老子辛辛苦苦打江山，享受点怎么啦！”革命这么多年，过惯了苦日子的他们，眼见得城市里花花绿绿的世界，嘴角早就留下了涎水，灯红酒绿的饭店舞厅，花枝招展的交际名媛，金碧辉煌的花园洋房，琳琅满目的高档衣物等等，这些年盼的想的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如今功成名就，老子可要美滋滋的享受一番啦！吃喝玩乐，声色犬马，除了这些以外，某些同志还有一手——连鸦片都吸上了！
当然，要过好日子，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某些同志开始了疯狂的搜刮钱财。古今中外的贪官捞钱无非两种途径，一是偷吃国家的，二是勒索民间的。
各地检举揭发，名曰“打老虎”。这王宪章、杨玉如无疑就是鄂州最大的“老虎”了！作孽多端，天怒人怨，此二人不杀，天理难容。”
居正辩解说道：“辛亥革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千百万革命党人从艰苦朴素的幕后，进入五光十色的台前，接受被不法奸商拉拢腐蚀的考验。而且，新中华的国家机器，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只能是在前清的国家机器基础上，加以改造，使之重新运作。大量行政、财经人员被留用，他们因袭旧传统、老规矩办事，沾染了前清的tan腐习气，可他们毕竟不是前清的贪官污吏，他们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们，为民国立下过汗马功劳，就不能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你是要他们，还是要中国？”李想反问：“正因为他们功劳大，地位高，所以才下决心处决，只有处决了他俩，才有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个、20000个犯错误的人！我们不能不对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特别是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敬如泰山、仰之弥高。他们胸怀建立没有压迫、剥削，没有贪官污吏，自由、民主、平等的新中国的崇高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么做，在很大程序上，正是为了不让这些前仆后继的无数革命先烈抱憾终天。
在这个艰苦的年代，中国还很贫穷，物资极度的匮乏，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是在用血汗钱来支撑革命政权，如不重判贪污分子，就不可能保持革命队伍的纯洁性，有可能失去人民的支持，甚至使革命政权夭折！”
一席话终让居正，胡秉珂唯诺而退。
李想在廉政肃贪的大业中，进一步发展，从思想上、组织上，惩治贪污条例、审计章程相继面世，同盟会鄂州支部和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以及行政督察机构，都有效运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李想很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他还说了一句后来流传甚广的名言：“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直接监督政府的主要方式，不但有个人检举、集体告发，还有游行控告。党的各级组织和鄂州约法治区政府对人民群众检举揭发贪污腐败行为的控告，都认真对待，调查处理。
李想这段时间，又接到137件检举控告材料，他件件有回复。
在刑罚方面，对贪污犯课以重刑，《暂行条例》的规定，与之前的相关《训令》，基本相同，从严、从重。这在民初，斗争非常严酷的特定时期，是必要的。
在这个年代，李想做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谁、资格多老、地位多高只要犯了法，就要被法办。
建阳县高作区民政股长马杰贪污公款后，潜逃到北洋占领区兴化县城内，被武工队抓回，区政府在村庄西北厢召开公审马杰大会，会后被枪决。群众去看了马杰的尸体，白纸布告马杰名字上红笔打的大叉。一位革命军团级干部，是首义的老战士，却私印领米证，生活腐化，遭到查处。群众亲眼看到他低着头，被军人押走。
李想亲自批准处决参加过武昌首义和西征，立过不少战功，开枪打死逼婚不从的陕北公学学生刘茜的白克功，更是影响深远的案例。
通过轰轰烈烈的扫黄打非，反腐倡廉，叁反、伍反运动，接着顺理成章的把这些要害部门控制在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