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李曜对于一个医学博士居然会被流放感到颇为意外。隋唐五代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医药方面，为了保证皇室成员的身体安康，在前代医疗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更完善的系统，执行这套系统的三大机构就是太医署、尚药局、药藏局。太医署设立了更全面的官职，除了掌管全国的医疗工作之外，也更多地充当了医药大学的角色，并逐步把进行医学教育、培养医学人才作为重点，从而保证了不断为宫廷输送医疗人才。尚药局是宫廷内皇帝及皇后等专门的医疗保健机构，负责宫内的疾病治疗、御药的制作及试尝。药藏局则是特别为太子设立的，负责给太子治病保健，以利于太子更健康地成长。
于是眼下的情况就很奇怪了，一个教书的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怎么会搞得流放了？
须知唐朝的法律制度是较完备且影响深远的。自北魏将流放列入五刑后，唐朝进一步完善发展了这一制度，对唐朝的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从流放类型来说，唐朝流放按时期划分，大致有三种类型。即：三流，加役流，长流。三流，是唐朝初期，在沿袭隋朝答、杖、徒、流、死五刑的基础上确定的。流放是五刑中的重要刑种，仅次于死刑，高于徒刑。《唐律疏议》“犯流应配”条规定，“三流俱役一年。”即：一等流放三千里，二等流放二千五百里，三等流放二千里。隋朝流刑犯居作期有二年半、三年不等。唐高祖武德二年改流罪居作一律为一年。加役流，是在贞观年间修改律令，将死刑中的一些内容改为断右趾，后又将免死罪断处法废除，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注及疏议又说：‘功役流者要流三千里，居役三年。”可能是唐高宗李治水徽年间立改的。长流，《唐律》中虽然没有记载长流，但在唐代史籍中常出现“长流”之词。即因反逆缘坐而流者即为无期流放，称“长流”。如李义府之长流嵩州，韦坚之长流临封，高力士之长流巫州等。对长流的犯人非经特赦，一般不得返回原地。
想到这里，李曜忽然一怔，下意识地朝那位“王博士”望去，心道：“莫非这位医学博士事涉谋反？可他既然只是一个教书的医学博士，似乎就算真有谋反，也该没他什么事才对，就算有人想毒死皇帝，那也该找尚药局典御(尚药局最高长官)才是正理。”
李曜这个想法其实也不奇怪，唐朝的流放，在许多后世人眼里，似乎都认为跟谋反关系很大。甚至不少学者都认为流刑名重实轻。譬如某学者的理由有二：其一，唐代许多流放者不到期限就还复高官；其二，唐代在司法实践中，将流放作为轻于徒刑的刑罚手段使用。
而事实是，在实践中，的确存在许多流放者不到期限就还复高官的现象，但毕竟是少数。反之，因流放而遭厄运者则不少。
不少官吏死于流放地，称流死某地。如李袭誉因杖杀番禾县丞刘武，被“除名，流于泉州，无几而卒”。宇文节坐房遗爱谋反之事，“配流桂州而卒”。
遭受杖刑的流人，身体严重受损，往往死于艰难的流放之旅。天宝六载(747)，南海太守彭果坐赃，决杖，长流湊溪郡，结果“死于路”。开元十年(722)九月，秘书监、楚国公姜皎坐事，“诏杖之六十，配流钦州，死于路”。开元二十四年(736)十一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于朝堂决杖，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
还有些流人在流放途中，又被赐死或者杀死。如王鉷被告谋反，其子准例除名，“长流岭南，至故驿杀之”。开元二十年(732)，幽州长史赵含章坐盗用库物，左监门员外将军杨元方受含章馈饷，并于朝堂决杖，“流瀼州，皆赐死于路”。代宗倚裴茙以图来瑱，裴茙性轻褊少谋，师兴，给用无节。及败，“有诏流费州，至蓝田，赐死”。黎干与宦者特进刘忠翼阴谋，几危宗嗣。及即位，又诡道希进，密乘车谒忠翼，“除名长流，俄赐死蓝田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