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发生在志主夏侯昇由右神策军先锋兵马使转任陈州长史后，陈州当时隶属于陈许节度使（忠武军）。所言元和末年伐郓之事即讨伐淄青李师道之役，检《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元和十三年（818）七月条：“诏削夺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在身官爵，仍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等五镇之师，分路进讨o”而实际参加此次讨伐的不仅有五镇军队，还有淮南道、忠武军等也参加讨伐。[46]据《旧唐书·李师道传》记：“陈许节度使李光颜于濮阳县界破贼，收斗门城、杜庄栅，”[47]与《夏侯昇墓志》所言“我军（忠武军）首出，全师深入贼界”之记载基本相符。而《夏侯昇墓志》记载此次战役中有“支度供军，转输未继”的情况，涉及到唐代中后期藩镇军队出界作战的军需供馈问题，有必要再作申述。
中唐以后，唐朝供军体制发生很大变化，前期中央的统筹统支之法难以维持，改为军费由中央、藩镇、州府分级供给。在此体制下，诸道军队只有在唐政府征调出界时，才由度支供给出界粮，平日由本道于留使、留州钱内方圆自筹，史载：“诸道讨贼，兵在外者，度支给出界粮。每军以台省官一人为粮料使，主供亿。士卒出境，则给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费。将士利之，逾境而屯。”[48]此次战役由中央政府征调数道军队讨击淄青李师道，故诸道行营军费应由唐政府供给，按照一般惯例，唐朝要专门委派粮料使，此次诸道出兵讨伐由谁任粮料使《夏侯昇墓志》未记。检《唐会要》卷七八《诸使杂录上》记：“元和十三年七月，上藉钱谷吏以集财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淄青四面行营诸军粮料使。”可知王遂充任的淄青四面行营诸军粮料使正是负责此役的军粮供给。而《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下》记王遂在元和十四年三月罢兵时任职为“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二说稍有差异，是否王遂由粮料使转任供军使，还是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不管王遂是诸军行营粮料使，还是诸军行营供军使，他的职责都是负责供给四面行营诸军出界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