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诸道多有铸钱充军费的事例，如唐阙名《开铜坑判》：“蔚州申管内铜坑先禁采，昨为檀州警发遣兵，州库无物可装束，刺史判令开铜坑以市物给兵募，不阙军机，廉察使科违敕。对：救兵屡发，帑藏云空，方兴计日之师，遂有随时之义，取铜以给，在敕诚违，应机而行，于事可恕。”[37]判文属于拟判，其作判者、作判时间难以确定，但判文对蔚州采铜市物以给兵募之办法认可，也表明以工助军已为时人接受。不仅以采铸供军之法为时人接受，也被唐政府认可，唐人李吉甫于元和七年（812）提议于河东蔚州铸钱，以救河东困竭之弊，《元和郡县图志》记：“置五炉铸钱，每岁铸成一万八千贯。”[38]此事《新唐书·食货志》记为河东节度使王锷置炉于蔚州：“疏拒马河水铸钱，工费尤省，以刺史李听为使，以五炉铸，每炉月铸钱三十万，自是河东锡钱皆废。”固结合上引，知河东铸钱由李吉甫提议，河东节度使王锷委任蔚州刺史李听实施，以五炉铸钱，每炉每月30万即300贯，一年可铸成3600贯，五炉每年达18000贯，诸处所记基本一致。此举扭转了河东道新收易定后，以铁锡钱供给军用的萧条局面，也是藩镇以工助军的典型例证。到元和十五年（820），唐政府敕令收回民间铜器命诸道军人熔铸充军费，“仍令本处军人熔铸……所铸钱便充军府州县公用。”[40]从此诸道藩镇以工助费、以铸养军之举措成为藩镇军费的来源之一，诸道以采铸供军的行为由违敕到敕准，显示了藩镇供军的又一变化。而泽潞节度使刘从谏，“榷马牧及商旅，岁人钱五万缗，又卖铁、煮盐亦数万缗，”[41]泽潞一镇为筹措军费推行了熬盐、货铜铁、榷马牧、榷商旅等多项措施，也说明诸道藩镇筹措军费之措施已远远超出采铜铸钱、埏埴陶冶之范围。
诸道军府不同程度地存在通过参与商贸交易、经营陶冶铸钱等方式筹集军费之情况，但诸道军府的实际成效却差距很大。据《夏侯昇墓志》记：徐州军府通过窜名军籍、贸迁有无、收管榷酤、插手制陶冶炼等方式，二纪之间（20年）获利五百万余贯，每年可达到25万贯。其绩效因为没有相应的文献作对比，无从评判，但据其他军府的记载来看，徐州夏侯昇的业绩是比较突出的，如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岁榷马，征商人，又熬盐，货铜铁，收缗十万。”[42]泽潞筹措军费的办法与徐州相似，但每岁十万缗的收入，远不及徐州夏侯昇每年25万贯之业绩。又如泾原节度使杨元卿政迹突出，据出土《杨元卿墓志》记：“用省度支经费，岁十五万。”[43]每岁15万贯之业绩也没有超过徐州夏侯昇。甚至禁军的以商供军业绩也无法超过徐州，如《唐贾温墓志》记：“护军中尉开府马公，当权左校之日，荐公以能默纪群货，心计百利。俾之总双廛贾贸，未几裨军食十五万贯，酬以衙前正将。”[44]志主卒于大和八年，大和之前任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的马姓宦者，当指马存亮。马存亮任左神策军中尉在元和十三年（818）到唐穆宗长庆四年（824）之间。[45]马存亮委任贾温专知两市回易，两市应指长安东市、西市，每年以15万贯营利充禁军军费，贾温也因此转任右神策军衙前正将。但专知长安两市回易的贾温每年获利仅l5万贯，较徐州夏侯昇之每年25万贯也逊色不少。
三、从《夏侯昇墓志》看藩镇将士出界作战的供馈问题
据《夏侯昇墓志》记：“元和末，郓人不率，皇帝震怒，诏天下兵讨除。我军首出，全师深入贼界，支度供军，转输未继。公凿空供应，变化如神，奔千轮，走万蹄，逾出渡水，晦明不息。千金日贵，不乏斯须，赏设既丰，每战辄胜，贼徒歼殄，寰宇肃清，公之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