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营田之事其他史籍多未记载，《唐六典》所记开元年间全国992屯，并无徐州屯田记录，[5]说明唐前期徐州未有屯田。唯韩愈《贺徐州张仆射白兔状》略有提及：“伏闻今月五日，营田巡官陈从政献瑞兔……其始实得之符离安阜屯，屯之役夫，朝行遇之……不在农夫之田，而在军田。”[6]符离县在元和四年（809）之前属徐州，[7]韩愈称徐州张仆射，当在贞元十二年（796）张建封以徐泗濠节度使检校右仆射之后，[8]贞元十六年（800）张情任节度使之前。韩愈因营田官员在徐州符离安阜屯军田上获白兔而献贺文，正说明徐州曾经于张建封任节度使时开过营田，其营田成效如何，韩愈文中并未提及。墓志虽说不是记张建封而是记其子张倍的营田业绩，却是记载徐州营田绩效的直接资料。韩愈《贺文》只提到符离安阜屯和营田巡官陈从政，其营田动机，谁来主持，营田绩效等问题都不清楚。《夏侯昇墓志》可以提供部分信息，夏侯昇曾经实际主持过徐州营田，所收获的20万余斛稻米成功解决了困扰徐州节度使的军食不足问题。但要说夏侯昇是徐州营田的倡议者，却并不准确，因为在他之前徐州就曾推行过营田。
徐州所实行的借助营田供给军粮之法，也是中唐以后诸道军镇最常用的供军措施之一。与徐州张建封、张情父子营田供军几乎同时，义成军节度使、陈许节度使也推行营田之法，[9]如贞元十年（794），李复任义成军节度营田使，“置营田数百顷，以资军食，不率于民。”[10]再如，贞元中，陈许大将孟元阳，“董作西华屯。元阳盛夏芒屣立稻田中，须役者退而后就舍，故其田岁无不稔，军中足食。”[11]陈许营田岁无不稔而使当道军中足食，义成军以营田供军更是做到不率于民，都是藩镇营田供给当道军食的例证。贞元以后，内地营田也时有所闻，如元和十三年（818），山南东道节度使孟简任命b璀为“襄唐两州营田兵马使，管屯院四所，军健三千人，岁出斛斗三十万石。”[12]营田兵马使b璀也是在内地营田，其营田业绩达到岁出军食30万石，甚至超过志主夏侯昇在徐州营田的业绩，这些事例说明营田与某些内地藩镇的供军关系密切。
中唐以后，营田不仅对那些本道自筹军费的内地藩镇有重要意义，对军费仰给于度支的西北边镇也有关键作用，如元和十五年（820），李听任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李）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13]李听开渠溉田千余顷，目的是以代转输，也就是供给边军。又如敬宗宝历元年（825），杨元卿为泾原节度使，上言，“营田收禾粟二十万斛，请付度支充军粮。”[14]还有，大中初（847），邠宁节度使毕諴，“以边境御戎，以兵多积谷为上策，乃召募军士，开置屯田，岁收谷三十万石，省度支钱数百万。”[15]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营田对于边军的供给仍然具有重要地位。灵盐、泾原、邠宁等节度使在唐朝中后期均属西北边镇，其军粮多仰给于度支，但由于转输艰难，运米一斛至边，常费钱数缗，[16]故边镇多兴营田，其作用不仅使本道足食足兵，也可缓减唐政府的转输馈运之劳，所以，李听、杨元卿、毕諴等人于边镇营田供军的战略意义还要大于纯粹的军费供给意义。
二、从武宁军以商补军与以工助军看藩镇军费来源
中唐以后，不管是边镇，还是内地藩镇，其军费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所在营田、税亩自供、和籴，但有时也出现以工商补军的情况。所谓的以工商补军，除去非常情况下强行借商、税商措施外，以工商补军主要指征收军市之租和军府直接参与工商经营。关于唐代军队设置军市问题，拙文《唐代军市问题研究》曾予以关注，[17]此不赘述。而诸道军府以何种形式参与工商经营，其对本道军费筹措的作用如何，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