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尚书的人选在武德贞观时期多是开国将军。高宗时则一般由文官担任。武则天时期兵部尚书的热门人选之一是在边疆立功的大将。一般来说先入为诸卫大将军，再转而任兵部尚书兼宰相。例如，王孝杰因为收复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由武威军总管擢为左卫大将军，次年迁夏官尚书、同三品。稍后，唐休ｊǐｎｇ＠②也因为在安西任职多年，作战勇猛，被擢为右武威、右金吾二将军。“休ｊǐｎｇ＠②尤谙练边事，自碣石西逾四镇，绵互万里，山川要害，皆能记之”。结果当突厥乌质勒与诸蕃不和，举兵相持时，武则天让他“与宰相商度事势”。由于休ｊǐｎｇ＠②的处置得体，“安西诸州表请兵马应接，程期一如休ｊǐｎｇ＠②所画”，受到武则天赏识，“因迁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后来，唐休ｊǐｎｇ＠②转为太子右庶子，依旧知政事。不久，“以契丹入寇，复拜夏官尚书，兼检校幽营等州都督，兼安东都护”[5]（卷九三，《唐休ｊǐｎｇ＠②传》，pp.2978～2980）。可以看出，唐休ｊǐｎｇ＠②第一次出任兵部尚书（夏官尚书），是因为他懂军事，第二次则是因为要带兵御敌，都与军事工作有关。
唐玄宗时期，兵部尚书一般不由武人担任。唐休ｊǐｎｇ＠②虽是将门之子，本人却也是明经出身。安史之乱期间，兵部尚书多改由武人即职业军人出任，如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李辅国、来ｚｈèｎ＠③，这与安史之乱前多数情况下由文官出任兵部尚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6]（卷四，《兵刑工三都尚书及侍郎年表》）。安史之乱平定后，兵部尚书的职位由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担任了十多年（763～777年），当时，朝廷非常寄重于这位被赐以“国姓”的将军，他任兵部尚书期间，除泽潞节度使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外，还兼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连统三道节制”[5]（卷一三二，《李抱玉传》，p.3646）。代宗倚仗他防范山东之变，抵御“每岁犯境”的吐蕃，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情况。这种情况下，兵部尚书是很难履行其本省职任的。李抱玉虽然恳“乞退授兵部尚书”，却实际上一直任职到他去世。大历十三年（778年），江西观察使路嗣恭因为在岭南打仗立功，被调入为检校兵部尚书“知省事”，表明路嗣恭是实际过问兵部事务的。从此以后，兵部尚书加“知省事”才管本省事，否则只是兼衔或加官。
兵部侍郎有两员，唐代后期有袁＠④为兵部侍郎，“官以兵进”[7]（卷二二五，大历十四年七月，p.7264），意谓是武夫得官，说明侍郎的任命虽然有考虑军伍出身经验的，但是，终究还是以文官出任的为多。这是因为兵部尚书既然是职业军人兼领，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具体军事行政的领导职位，而侍郎则为主持兵部工作的负责人。这与唐代后期六部职官职能的变化是一致的。
关于兵部的职权范围和内部分工，我们可以仔细解读一下《唐六典》卷五《尚书兵部》的记载。史称：“兵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凡军师卒戎之籍，山川要害之图，厩牧甲仗之数，悉以咨之。”这里把兵部的职掌大别为军官选拔、军师名籍、山川地图、厩牧器仗。这是就兵部所辖四司即兵部司、驾部司、库部司和职方司的分工而概括的。兵部的核心工作体现在兵部司的职掌中。故这里只就兵部司的职掌略加缕述。
唐代尚书省兵部的头司兵部司设有两名郎中、两名员外郎，四名郎中、员外郎各有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