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前会议讨论的当然不只是军事问题，但是重大的军事决策必须有皇帝的批准，才能实施。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指挥对泽潞的战争，大小之事，几乎都要奏请皇帝批准。如《请授王宰兼行营诸军攻讨使状》提到“前月二十九日延英面奉圣旨，亦以两道节度同在一处非便。臣等商量，望授王宰兼行营诸军攻讨使……，未审可否？”可见在延英御前会议上，宰相已经面奉武宗皇帝的旨意。宰相们提出任命王宰为攻讨使的具体意见后，还要再次以书面形式请求皇帝批准。
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专制主义特征，决定了其权力运作的非规则性。也就是说，一方面有完备的制度规定，另一方面，在制度之外因为皇帝的个人喜好和政治生态的需要并不按照规则行事。而且后者往往是政治权力运作的常态。从军国大政的决策这个层面上看，就表现为最高决策的皇帝极权和宠臣擅权的矛盾现象。所谓皇帝极权，是指皇帝独揽大权，是军国决策的最高仲裁者。但就是在极权之下孳生异化的政治力量，使决策出现偏离皇权的倾向，特别在皇帝为了控制臣下，或者皇帝无法控制臣下时，极权化必然导致决策权力的异化。于是撇开宰相——制度规定的决策者而产生了新的权力中心。在中国古代，不外乎三种势力：宦官、外戚、侍奉内廷的宠臣。在唐代主要就是侍奉内廷的学士和宦官。学士参与决策，诸如唐朝前期有所谓北门学士，唐朝后期有制度化了的翰林学士。宦官则主要有掌禁军的神策军中尉和掌机密的枢密使。对此，我们不拟在此赘述。
那么，从制度层面看，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左右国家军政决策？一般而言，并不是外戚、宦官或者学士取代了原来的权力中心，而是垄断了决策的资讯。因为，无论是皇帝或者宰相对于重大军政决策，都必须根据一定的资讯来作为决策的根据。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有些决策根据是可以拿来讨论和说明的，有些是不可以拿来讨论或属于公私机密而不便公布的。但是，决策理由或者根据却是不可缺少的。皇帝只是信任宠爱的学士或者宦官的提供的情报与建议，就主动或被动的使他们垄断了资讯来源，这是唐代宦官能够窃据权力中心的重要原因（宦官控制神策军只是派生的原因）。现代政治体制中的影响决策的根据有社会上公众舆论、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幕僚或顾问班子的建议等。唐代中央军事决策的资讯及情报来源是很复杂的问题。从纯粹技术层面来说，首先有边疆预警系统，如唐玄宗天宝末年安禄山军队侵逼潼关，曾经因为平安火不至而作出出逃长安决定[4](p.172)。其次是情报刺探系统，主要是监军制度，御史或者宦官担任监军，随时把前线的情况报告给朝廷，从而为中央的军事决策提供情报根据。监军的情报与前线军队统帅给朝廷的正常军事报告的不同在于，前者直接报告给皇帝，而后者则应该上报给兵部。最后就是情报分析系统，宰相、宦官或者学士等各种权臣就各种情报提出分析意见，从而左右了皇帝的军事决策。
在藩镇时代，诸道进奏院充当了向朝廷提供军事情报的职责。《李文饶文集》里收录的李德裕指挥平定泽潞和击溃回纥的许多章奏文表就具体生动的反映了这一点。这说明，藩镇的信息首先是传达到上都进奏院，然后由进奏官报告给中央的。
二、唐代中央军事行政机关及其职权
尚书省兵部是中央最高军事行政领导机关。
根据唐代前期的资料分析（见严耕望《唐代仆尚丞郎表》），安史之乱以前的兵部尚书，除个别情况外，都由宰相兼任，或者在通过兵部尚书、侍郎之职而升任为宰相。这就使兵部尚书直接参与了最高机密的军事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