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廉政，爱民就是最大的廉政。当年，作为主抓经济工作的宰相，刘晏掌握着全国钱粮，他首先考虑的是百姓的疾苦，施行的各项举措也充分体现了他“理财以爱民为先”的原则。刘晏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只要老百姓生活得好，人口得到发展繁衍，赋税自然就能增加。因此，他的财政改革主要着眼于发展生产、安定民生。他提出：“王者爱人，不在赐予，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他始终力主尽量减轻农民负担，反对横征暴敛。在不苛税于民的前提下，刘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的是市场途径和商业手段。一是“取人不怨”，通过控制物资和市场物价等经济手段取得财政收入。二是“因民所急而税”，选择人们日常所需的商品课税，因其税源充足，稳定可靠，可以达到广收薄敛的效果。如改革盐政，寓税于价，使“官收厚利而民不知贵”。刘晏特别强调赋税持平，根据不同年情调节赋税，保证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他又拨专款储购谷物，这样不仅灾害之年赈灾济贫有了可靠的保证，还可以利用仓储之粮作为后盾，向市场投放商品粮，以防“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而李曜与之相比又如何呢？他将其在军械监所推行的那一系列办法归纳为“推动生产，刺激消费”，这八个字经过王笉的解释，王抟之所以立刻便将李曜当成第二个刘晏，对李曜的观感瞬间从欣赏转为敬佩。何也？正是因为推动生产就是提高民间的生产能力，而要想推动，则必然要由军械监牵头，主动想办法帮百姓一把，这本身便是一种爱民了。至于刺激消费，百姓手头的物资丰富之后，必然要拿去换取其他生产生活用品，商业流通量就会增大，其所在地必然更有生气。李曜那一系列办法最终得到收益之处，也正在此。然而这一收入，百姓的负担并未加重多少，反而因为商业流通顺畅而获得了更多的好处。李曜的做法，与刘晏当初所希望的，正是如出一辙。
而且李曜还不同于过去的理财能人，方才王笉曾经提到李曜的一个观点，让王抟耳目一新，乃是十二个字：“兴农以固，兴商以富，兴工以强。”这一点王抟自认为暂时还未曾想得透彻，只是李曜的意思他却已然明白，李曜似乎认为赚钱不该只在农民头上打主意，而要先使商业发达，在商业上想办法。至于兴工以强，他自然没能如李曜那般看得透彻，只是大体上猜到李曜所说的“工”，就是指军械监的所谓“产能”。王抟隐约觉得，李曜之能，甚至可能更胜刘晏当年！
再便是自律了。当初刘晏身为宰相，手握财权，经理的国家钱粮数千万计，但他的个人生活极其简朴。他家的房子矮小简陋，没有仆人婢女，家务事都由家人料理。他早晨上朝，只在路上买两个烧饼边走边吃，就算是一顿早饭了。王抟还知道这样一个故事：刘晏去拜访他的大舅哥尚书右丞李虞，至其寝室，见门帘太破，就偷量了尺寸，编了个粗竹门帘想送过去。但是刘晏“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想想看，就是这样普通的生活用品，送给自己的亲戚尚且难以启齿，谁能想象这样一个人会去行贿受贿？果然，刘晏后来遭陷害之后，朝廷清查其家产，发现“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刘晏被杀后，百姓无不为他喊冤，并刻石以传。再后来，唐德宗对刘晏的冤情有所觉察，录用晏之子孙继续为国效力。
至于李曜，其自律与否，王抟的确不知，但他却知道李曜“散家财以募兵”之事。李曜的家财具体有多少虽然没法详查，但就王笉所言，李曜募兵之后家无余财，而实际上他募兵不过千员，想来家底也并不厚实。更关键的是李曜这支兵并非他自己的私兵，而是正经的河东军，所以王抟基本可以断定李曜对钱财并不甚看重。——如若不然，以李曜掌握军械监的便利，他哪怕要成为河东第一巨富，怕不也只是反手之间罢了，何至于此？
王抟忽然沉思起来，王笉知道他已经有所思虑，也不去打扰，只是静静伫立一旁，等这位叔父发话。
良久，王抟才缓缓道：“待李正阳洺州上任，某欲觅一良机，于之相会。嫣然，此事你可愿为某转达李兵部？”
王笉嫣然一笑：“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