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只能换一种说话方式，道：“当初某初掌河东军械监时，军械监每月需要节帅府拨给五六万贯钱，才能勉强维持正常运作，而当时的河东军械监有多大规模，想必诸位就算知之不详，也总有个大概了解，某就不多说了。而如今，河东军械监所下辖有九个司，矿场三十一处，工厂五十三座，另有华锦、食为天、广厦、通达四大行会(指商行)，囊括衣食住行，而眼下这四大行会在河北、中原、关中甚至江南一带有何等地位，料来也无须某来明言……因此在这工、商二道，河东军械监实力如何，诸位心中难道还没个计算？”
冯祺也笑了笑，但却摇头：“河东军械监实力自然举世无双，只是如今节帅出镇河中，这《新城扩建令》也是以河中节度使府名义发出……老朽对此有些疑惑，莫非我河中节帅府动工建城，却由河东军械监出资？纵然河东河中关系非比寻常，这其中恐怕多少也有些难以理清之处吧？倘若账目都难以理清，我辈如何敢放心入股？”
李曜哈哈一笑，解释道：“冯公忘了一点，某不仅身兼河东军械监掌监尚未去职，即便去职，也不打紧。因为某如今还是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左仆射，前次晋王来函言道，他平日事多极忙，而右仆射盖公年老体弱，因此这河东四面总揽后勤诸事调度大行台日常之事，皆由某来打理。河中节度使府下令修建新城之事，往上可以取得大行台相助，大行台总揽河东四面诸镇后勤，各军械监自然囊括其中，如此说来，河中建城，河东出资，何异之有？”
其实李曜这个说法，要是放在后世，就多少有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意思了。比如河东、河中两个军械监，按照李曜的这个思路，就有些国家垄断企业的意味，不过他是国企出身的人，甚至国企的弊病，因此此时将这些大世家拉拢入局，也是为了让他们尝到工商业的甜头，日后就可以慢慢引导，使得他们慢慢转化到自己出资单干，这也就是后世资本家的雏形。
虽然说，因为没有科技革命出现，所以生产力的差距使得这个时代不大可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李曜本身也没有搞这种大-跃-进的意思，他只是将这个时代人的思想进行一些有益的引导，如果——只是如果——将来因为这些改革措施的出现，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不那么封建式的僵化，也许中国的未来会更好。谁知道呢？
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经济问题是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更何况这其中还牵涉到中国古代习惯性的“抑商”，使得他的改革试探看似激进，实则谨慎。
前世的李曜作为一个国企中高层干部，听过的经济讲座也算不少，其中有几节课他听得颇有意思，至今还能记得。当时那位教授的课程共分五讲，分别是汉唐宋明清，最后为一“总论”。在“总论”中，这位教授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对以往传统政治，找出几条大趋势。”他一共指出四条，其中第一个关键词是“集权”——“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第二条关键词是“抑商”——“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
李曜觉得他这两个词总结得极好，事实上整个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几乎就是在不断地重复“集权”与“抑商”两件事。
在“集权”与“抑商”的背后，是一个无比强悍的政治权力制度安排——高度专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以“管仲变法”为标志，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延续至二十一世纪，这一政体仍然没有变动。
追根究底地看，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的这一部历史，其实质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