冢宰制国用，必于岁之杪；五谷皆入，然后制国用。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注：算今年一岁经用之数用其什一）。丧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丧用三年之仂（注：丧大事用三岁之什一）……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正义》：假令一年有四万斛，以一万斛拟三十年通融积聚，为九年之蓄。以现在三万斛，制国之来岁一年之用。按《公羊》宣十五年《何注》：三年耕，余一年之畜；九年耕，余三年之积；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储。《汉书·食货志》：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余三年食，进业曰登，再登曰平，余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岁，遣九年食。然后王德流洽，德化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繇此道也）。
据此，则当时之所谓太平，就不过是农人的生计宽裕，因而国家的贮蓄充足，社会的生活，就觉得安稳；农业在社会上的关系，可以算得大极了。
耕种而外，属于农业性质的，便要推林业、畜牧、渔猎。当时的畜牧，已经做了农民的副业（如“畜五母鸡两母豕”等）。专门采伐林木或是捕鱼打猎的人，大概也是很少的。所以当时的农业，是把公有的土地来分给平民耕种；至于采伐林木，或者捕鱼打猎的地方，却是作为全部落公有的。并没专司其事的人，所以《王制》说：
名山大泽不以封（注：其民同财，不得障管）。
《孟子》也说：
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
然而采取的制限，也是有的。所以《孟子》又说：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王制》也说：
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杀则下大绥；诸侯杀则下小绥；大夫杀则止佐车；佐车止，则百姓田猎。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尉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杀胎，不殀夭，不覆巢（《周礼》有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人等官。都属地官）。
第二节 工商业和货币20
农业而外，生利的人便要数着工商。古代社会的经济组织，虽然幼稚，然而农工商分业，却久已实行。所以《管子·小匡篇》说：“士农工商四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庞，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间燕，处农必就田壄，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又说“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把工商两种人比较起来，商人的程度，似乎高些。大约因为他们周游四方，无所不至；而工人则但立于官吏监督之下，笃守旧法，从事制造之故。
中国的商业萌芽是很早的。《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汉书·食货志》替它下个界说道：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前者是消费了它的本身以为利的，后者是不供给消费，拿来做“交易的手段”以为利的。《洪范》上头，就把这两种并列。可见当时的商业已占很重要的位置，又追溯它的起源道：
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以下引《易·系辞》的话，见第三章第一节）。
据此看来，就可见得中国商业萌芽的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