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把这个法子，推行到诸路。用常平广惠仓的钱谷做本钱（常平仓是汉朝耿寿昌所创的法子。丰收之年，仓里储蓄了米，到荒年发出来平粜；使岁有丰歉，而谷价常得其平；不至于荒年则吃米的人受累，丰年则种田的人吃亏。所以谓之常平。历代仿办的很多，也有就唤做常平仓的，也有另立广惠……名目的。但是常平二字，总算做这种仓的总名。南宋后，又有一种社仓，则用意与常平同，而办法小异。可参考《文献通考》的《市籴考》）。这是所以救济富人盘剥重利之弊的。“免役法”是改“差役”为“雇役”，令“乡户”各按等第，翰“免役钱”。本来无役的人家，出“助役钱”（其“额”，是按一县所须的数目均摊。又额外增取二分，谓之“免役宽剩钱”，以务水旱）。官用此钱，募人充役，不再“签差”。其整理赋税，最为根本的，是“方田均税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之地为一“方”。每年九月，县令委佐官分地计量。于每一方地的角上，立了一根木头，以作标识。测量既毕，则经界已正；然后察看其土性的高下，以定赋税（当时反对青苗的人，其理由是：一、官放钱取息；二、取息二分太重；三、州县以多借出为功，不免押借；四、有钱的人，不愿借，无钱的人，借了不容易还；银钱入手，良民不免浪费，何况无赖之徒？追收起来，州县就不免多事；五、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一、二两说，都不足论〈取息二分，较之当时民间借贷的利率，已经轻得多了〉。三、四、五都是奉行不善之弊，不能怪到法的本身。青苗一事，读史的人，大都以为诟病，然而所谓害民的话，都出在反对党的口里。此外，在“反对荆公的《宋史》”里，竞也找不出什么证据来。可见当时奉行就是不善，也没有多大的弊病。反对雇役的理由是：一、向来差役，固有因此破家的，也有全然不役的下户；现在一概要出钱，上户则便，下户则否。不知负担本该均平；况且免役钱亦视乡户等第，以定多少，并非是不论贫富，概今出同一的钱；还有向来无役的户，也出助役钱；如何得便于上户，不便下户？二、户口升降失实。不知差役也要分别人户等第的。户口的升降，和役法的为差为雇无关。此外理由尚多，更不值得一驳。总而言之，荆公所行的法，以免役为最完全合理。所以后来辗转变迁，而其法卒不能废。——差役之法，卒不能复。新会梁氏说：“直至今日，人民不复知有徭役之苦，即语其名，亦往往不能解……公之此举……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实非虚言。青苗原非完全合理之法，然在当时，确亦为救济贫民之一法。方田则荆公时推行不曾甚广。后来徽宗时候，虽然继续进行，恐怕有名无实。此外还有“市易”、“均输”等法，也是关于经济的行政，以其推行也不甚广，而本书篇幅有限，所以从略。读者可自取《宋史·食货志》参考）。关于军事，则首先着手于裁兵，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降为民。《宋史》上不曾明言其所裁之数，只说“所裁减者甚众”（《通考》同）。其次则改掉从前番戍之制，置将统兵，分驻各路（其置将之数，河北十七，府畿七，京东九，京西四，廓延九，泾原十，环庆八，秦凤五，熙河九，淮南两浙江南东西路各一。荆湖北路一，南路二，福建路一，广南东路一，西路二，共九十二将。又有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十指挥，士军两指挥，与将并行。一将一指挥的兵数，史无可考；但知忠果十指挥，额各五百人；东南诸将的兵，有在三千人以下的）。又行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保有长；五十家为一大保，有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有都保正、副。户有二丁的，以其一为保丁。保丁中每日轮派五人备盗。后来才教保长以武艺，教他去转教保丁（荆公是主张民兵制度的。和反对党辩论的话，具见《宋史·兵志》。还有他上仁宗的书，也畅论此理，可以参看。当时还有“保马”之法，由官给民马，令其豢养，而免其租税的一部。又特置“军器监”，以改良军器，本书因限于篇幅，也只得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