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的计划，说：各省解款，若能按照1916年以前的办法，则中央应付的军政费，自当照支。倘或不能，则除近畿军队，京师军警饷项，及各机关行政费，仍由中央照支外，其他驻外军队，应由陆军部切实核减，或改归驻在省区负担。而关、盐、印花、烟酒、矿产，所得各税，及其他一切中央收入，各省仍必须照解。虽有此说，实际办到如何，却无从逆料。政府于十月八日，召集财政会议；由京内各部署，及各省区军民长官，各派一人，想把全国财政，通盘筹划。然此项会议，1913年及1916年，各已举行过一次；究竟效果如何——议而能否实行——也还是个疑问。
第二节 中国的内外债
中国的内债，起于光绪二十四年的昭信股票（债额一万万两，年利五厘，以田赋盐税为保）。然而其时人民并不知国债为何事。名为募债，而结果由绅富报效，所得无几，实在不成其为债。宣统元年的富签公债，抽签给奖而不还本（定额一千万元，以百分之三十为奖金），只好算是彩票。末年发爱国公债三千万，年息六厘，以当时部库的入款为保。未几，民军起义。这项债票，共只发出一百六十余万元（后来由民国负担，于1921年偿清）。前清时代的内债如此。
1912年的八年军需公债，已见第一章第三节。其后此项公债，发出的不过七百万元。后来政府又发行一种六厘公债，定额二万万元，以全国契税和印花税作抵。此项公债，到1914年发出的，还不过四百万元。而1915年帝制运动，发出骤多。到1921年，计算未还的，还有一万三千五百万元，乃用1912年整理公债借换。1914年、1915年公债，正值袁政府全盛之时，所以销数甚佳，结果都溢出定额。1916年则西南起义，全国已入分裂时期。所以竭力推销，始终未满八百万。后来此项债票，用以清理新华银行所发的储蓄票。1918年的两种公债，都用以收买跌价的京钞。1919年的七厘公债，定额五千六百万。后来所销有限，用1919年整理公债收回。
皖直战后，靳云鹏组阁。其时京钞之价，已跌至四折左右；而1912年、1919年年公债，亦跌至百分之二十。乃发整理金融公债，以收回京钞。又发整理六厘、七厘公债，以收回1912年、1919年公债。而1912年、1919年公债抵押在银行中，和付政治机关，以代现金的，还不在其内。乃又发1912年、1919年两整理公债，将其收回。同时定爱国公债，于本年还清。军需公债，和1916年公债，1918年长期公债，都用未经抵押的关余、盐余、烟酒税作抵；不足，则再加以各路盈余。其1914年、1915年的公债，以取消的德奥赔款作抵。1918年的短期公债，则以延期赔款作抵。公债的信用，到此似可维持。于是政府又发行1921年公债三千万。其结果，未能销售，但全部抵押在外。
靳内阁的整理公债，一时颇见成效。但是他项理财政策，全然未能实行。政府仍是靠借短期重利的小款过日子。此项小款，到梁士诒组阁时，总数达一万〇四百万，都是指盐余为保证。而其实盐余并没这许多，于是保证落空。各银行乃有组织盐余借款团，向政府索债之举。其时适值华府会议，通过增加关税，预计关余可以增加，乃有发行盐余借款九千六百万之举。其基金：第一年系用盐余。至关税增加之后，则改以关余为基金。其支配：系本国债权人，得四千九百四十万，外国债权人得三千九百万。余七百六十万，归政府自用。其后除这七百六十万，业经用去；又曾提五十万元，付司法界薪俸外；其余都还封存。奉直战后，又发行八厘公债四千万，以应暂时的政费（参看第五章第四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