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有一件事情应当注意的。便是：“这时候，中国的政府，差不多始终是军阀政府。”曹魏、司马晋，起初都是军阀，不必论了。晋武平吴之后，便撤废州郡兵备，原也有意于偃武修文；无如一方面又想行“封建制度”，诸王都给以兵权，就酿成了“八王之乱”。于是“中央政府解纽”，各地方的权力自然扩张起来。这时候，北方五胡的势力日盛，解纽之后的地方政府，无论怎样抵敌不住它。所以虽然有刘琨、王浚等几个想竭力支持的人，也是终于灭亡。至于南方，究竟离五胡的势力稍远，长江一带还能自保，就成了东晋和宋、齐、梁、陈五朝汉族逃难的地方。却是南方的形势，从长江下流，想要渡江而南，是很难的（长江下流的津要，是采石和京口两处，以当时军事上的形势论，北军很难飞渡，所以有“长江天堑”的话）。而荆、襄一方面，受北方的压迫较重；荆、襄设或不保，从上游顺流而下，下游也是不能自保的。所以自来立国南方的，没有不以荆、襄为命脉。三国吴要力争荆州，也是这个道理。因此之故，晋室东渡以后，荆、襄方面不得不屯驻重兵，以御北方（当时荆州的形势，在事实上总较扬州为强）。晋室东渡以后，所以能立国，固然靠此；而中央政府常受荆州方面的压迫，也是为此。在刘裕灭掉桓玄以前，这种形势始终没有改变。刘裕以一介武人，而尽灭掉其余的武人。论理，中央政府的权力，可以大振；然而当时虽把功臣宿将除尽，而因防御北方的缘故，外兵仍不得不重。于是芟除功臣宿将的结果，徒然弄得掌兵的都是庸才，以致对外不竞；而国内则外兵既重，中央政府，仍不免受其压迫，齐、梁、陈三朝的崛起都是如此（还有许多反叛而不曾成功的）。所以从董卓入据洛阳以后，到隋朝统一天下以前，“汉族四百年的政府，可以说全是给军阀盘踞”（公元189—589年）。读史的人，总说外兵不重，不能抵御异族的；所以宋朝除掉唐朝的藩镇，就有辽、金、元之祸。这种观察，是全然误谬的。宋朝的灭亡是另有原因，和去藩镇全无干涉；而且契丹的侵入，不是藩镇引它进来的吗？这个且待将来再论。即以东晋论，当时荆州的兵力，似乎替国家捍御一点外患；然而若不是荆、扬二州，互相猜疑，东晋恢复北方的机会就很多；桓温没有下流的掣肘，刘裕没有内顾之忧，恢复北方的事业，都未尝不可以成功。所以内外乖离，最是立国的大忌，所以军阀对于国家，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个并不是说要去兵；正因为有了骄横的军阀，往往只能对内，并不能对外；到国内乖离之后，就是把别国人引进来，都是在所不恤的。这个是历朝的史事，都是如此，略为留心一点，便可以看得出。以上是就对外一方面论。就对内一方面论，军阀政府的罪恶就更大。因为军阀政府大抵是不知政治为何事的。所以行不出一点好政治来，而且本有的好政治，还要给它败坏。把下文所讲魏晋以后的政治制度和两汉一比较，就可以知道了。还有一种昏**的君主，也是军阀政府所独有的，崇尚文治的皇室很少。我如今且举个齐东昏侯做个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