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安做过益州刺史，故有此称，不过任弘本就没少时的记忆，看杨恽满脸的不耐烦，大概也忘了。
“吾等还没将汝二人分来，任益州和家父，便在厅堂里吵了起来，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之后任益州又给父亲来过信，而父亲却一直踌躇不知如何下笔，故未能回复，直到任益州卷入巫蛊事下狱……”
客气寒暄之后，杨夫人也不啰嗦，直奔主题。
“特地让西安侯来，一是想看看任氏的后人。二是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恽儿，端上来吧。”
杨恽捧来了一个漆木匣子，打开之后，里面摞着好几张帛，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这便是父亲总算写出来，却终究未能交到任益州手中的那封信。”
任弘恭恭敬敬接过来，一看第一张上写着：“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果然，任弘没猜错，司马英要给自己的，正是《报任安书》！
……
这是一封很长很长的信，足足有两千余字，写满了十多张帛，字迹一开始是冷静规整的，可越是往后，就越是奔放洒脱，那笔下挥洒出来的似乎不是墨汁，而是书写者的悲愤！
任弘在里面看到了那句流传千古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也看到了他前世在语文课上被老师点名起来背诵过的大长段：“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说是给任安的回信，可在任弘前后两世的经验读来，这其实是太史公写给自己的。
满篇皆是他砥砺前行的心路历程。
上面有他在天汉年时为李陵辩护进，却被汉武帝认为是在诽谤小舅子李广利无功而有过，因而引火烧身的前因后果。
还有司马迁被定罪下蚕室时的两难。
据司马英说，司马氏并不富裕，太史公更不是肥差。继承了其父司马谈撰写史书的遗志后，虽然可以阅览石渠阁的藏书，但司马迁为了搜集一些未能收录的著述，常常不惜重金求书。
甚至为了购得一份孤本的纵横家书一观，到了卖田的程度。
所以五十万赎罪钱，他是绝对出不起的，女婿和儿女四处求人也凑不出来，那时候杨敞也只是个小吏，绝无今日的富裕气派。而司马迁的朋友们，要么是任安这种空有义气却没钱的穷鬼，要么就避之不及，哪里还肯帮他。
当然，司马迁也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效仿张汤等卿相，在被判刑之前，选择自我了断，便能免受奇辱！
但他若如此死去，却又于心不忍，因为史书还未写完。
“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后世有些学生会在作文里这么写：“司马迁在狱中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宫刑。”
其实也没错，这种刑罚的可怕之处在于，绝非一时之痛，处刑之后，生理和心理仍将遭受折磨，垢莫大于宫刑啊！
司马迁要忍受旁人的讥讽、鄙夷，还要与自己内心做斗争，咬着牙写完著述，可不是一次次受刑么？
而任弘看完后，最直观的感觉是……
“太史公的文笔，是真的好！”
在悬泉置做了许久小吏，回到长安又跟那些策书打交道，任弘已经习惯了这时代的书面语，但不少人写的东西是真的枯燥泛味，让人犯困。
但司马迁笔下则不然，气势磅礴，有如长江大河，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如泣如诉，时而旁征博引，时而欲言又止，让人欲罢不能。
这似乎是一场跨越古今两千年的对话，任弘看到的，是一个在无上皇权**威下，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放弃了所有尊严，拼尽了全力，只为保全最后一点理想的倔强老人。
见任弘释卷，司马英告诉他：
“这便是家父的绝笔之书，在那之后不久，他便辞世了。”
司马英站起身来，长叹道：“如今我能将此物交给任益州后人，也算是将这一封当时不能寄也不敢寄的信，代父亲寄出去了，他若在黄泉下得知，应能敞怀罢！”
是啊，这封报任安书，便是那部奇书最后的句号了。
任弘将帛书小心翼翼放回木匣里，让夏丁卯收起来，认真地说道：
“多谢太史公当年救了我的性命，此恩绝不忘怀。也多谢杨夫人愿将这封信交给我！”
“这将是任氏的传家之宝！”
任弘长拜道谢，却又道：
“御史大夫，杨夫人，小侄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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