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子产并未因为谣言而逃避，他着手做了许多准备，停止容易失火的市场，派府人、库人各自戒备自己的辖区范围以防火。命令司宫戒备，迁出先公的宫女，安置在火烧不到的地方。司马、司寇排列在火道上，到处以水救火。灾后登记被烧的房屋，减免百姓的赋税，重建其居室，所以火灾造成的伤害不大。”
“反观陈国，虽然祈祷而不救火，许国则是不慰问火灾，君子因此而知道陈国、许国将先被灭亡。天灾或许难以避免，但如何应对防治，灾后如何善后，才是该考虑的事。”
任弘道：“子产的态度，就是学生的态度。比如去年冬天，相比于齐学诸生危言耸听，因为一些不知缘由的灾异就耽误了该做的国事，还不如寻找雷击的缘由，积极去避免雷击之事，故于殿堂安放避雷针。“
任弘确实解读出了传中要表达的东西，贯长卿没有表明意见，看向另外两名弟子：“汝等以为如何？”
“道远做得好。”解延年拊掌赞同任弘之言。
“我虽在河间，但也听说自从长安放置了避雷针后，春夏时虽有雷击，却没有造成火灾，而没有安放避雷针的地方却遭灾了。”
“听闻此事后，连河间王都开始在宫殿、宗庙上安置避雷针，毕竟谁也不想挨了雷击后还被齐学诸生跳出来指责失德啊。”
在对待灾异和天人关系上，公羊派已经完全倒向神秘学去了，榖梁则对此不太感冒，左传则位于两者之间。既不像公羊那样刻意凸出，也会写一些预感式的故事，好像煞有其事，却在故事结尾让一位“君子”出言来否定预言，强调人事的作用。
任弘猜测，这里面的预言，或许真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春秋时对巫祝的重视，远胜汉朝十数倍，而如子产一般的点评与对天人灾异的嗤之以鼻，或许才是左传作者自己的观点吧。
这倒是与孔子的观念“敬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比较接近。
“因为左丘明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同，因为惧怕圣人弟子各抒己见，曲解经义，这才作了《左传》，他果然没料错，公羊一派沉溺所习，玩守旧闻，固执虚言传受之辞，以非亲见实事之道也。”
贯长卿在这点上十分坚持，虽然影响力小，可也是三传之一，不过公羊榖梁两家视左传为不传春秋的子学著述，贯长卿则觉得他们走的才是歪路。三家都认为自己才是正统，对方是修正主义。
可没法子，公羊抢了时代先机啊，在这经学大一统的时代，《左传》要得到承认与发展，不仅要在学术上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还得与时俱进才行。
所以在任弘看来，这一切的前提是解决学习的壁垒，让左传的影响慢慢扩大开来。
等徐敖被引上来与任弘相见后，任弘对他所学的古文尚书来了兴趣。
“子少兄所学古文尚书，还是用古代的大篆传经？”
徐敖抬起头看了一眼任弘，发现他目光殷切。
“当然不是。”
徐敖摇头，骄傲地说道：“和夫子一样，胡先生依然坚持以古文教授尚书，必先晓古文尔雅，知训诂才能学之，如此才能不偏离圣人之意。”
这就有点原教旨主义了，设了这么高的门槛，非名宿大儒不能精通，难怪一起没什么影响，精英主义路线只会越来越窄，终究没有群众路线宽。
任弘心中暗暗摇头，嘴上却笑道：“夫子，其实弟子有一事不明。”
“道远但说无妨。”
这几日任弘的好问，弥补了贯长卿因河间王太子厌学而产生的失落，重新焕发了初为人事的精神来。
任弘朝贯长卿和两位“师兄”作揖道：“我听夫子教授，说六经本于周公，为周代所制，春秋礼崩乐坏后流散，而孔子将其整理传世。”
“弟子想知道，周公、孔子传经时所用的文字，和古文尚书、左传里的六国籀文蝌蚪文，是一种么？”
……
PS：嗯……我也不知道大伙说了啥就被封了，还是年后再建吧，本群主不想大过年被请去喝茶啊o(╥﹏╥)o。这几天倒霉事一桩接一桩，写文也不太顺，憋一天都憋不出来一章，先别催了，一起渡过难关吧。
